Chapter1

　　人头可怕，浪费不得

　　在死人头上练习手术人类尸体的奇异生活在死人头上练习手术人头，体积和重量与一只烤鸡大体相同。我以前不曾有机会做这种比较，因为在今天之前我不曾看到人头放在烤盘里。但是，这里有40颗人头，一只烤盘里放了一颗，脸朝上安顿在看似宠物碗的那个器具里。这些头是为整容医生准备的，每两个医生分一颗，做练习用。我正在观摩一次面部解剖学与整容手术课程。课程的赞助者是南方一所大学的医学中心。整个课程由美国最受欢迎的6位整容手术专家主持。

　　这些头放在烤盘里——一次性的铝合金烤盘。与把鸡放在烤盘里的理由一样：接住汤汤水水。外科手术，即便是在死人身上做的，也是一桩干净利索的事儿。40张折叠桌子，铺着淡紫色的塑料布，每张桌子中间放着一只烤盘。皮肤钩和牵引钩摆放整齐，漂亮得宛如饭店里的刀叉。整个场面看起来像是一场招待餐会。一位年轻的女士为今天上午的研讨会做了这番布置；我对她说，紫色为这房间平添了复活节的喜庆气氛。她叫特蕾莎。她回答说，选紫色桌布，是因为紫色抚慰人心。

　　成天修理眼皮、抽空脂肪的这些男男女女，还需要抚慰人心的某种东西，这叫我吃惊。但是，把人头割下来，连职业医生也为之闹心，尤其是新鲜的人头（这里的“新鲜”意思是没用防腐剂）。这40颗人头来自死了才几天的人，因此看上去与他们生时的模样非常相似。（防腐过程会把组织弄硬，结构就不那么柔顺，手术经验就不怎么能够反映实际操作的情形。）

　　此刻你看不到脸。人头用白布盖着，等着医生们大驾光临。刚进这房间，你只看见头的顶部，头发刮到了头发根。你可以看到一排老头儿，斜躺在理发馆的椅子里，脸上敷着热毛巾。只是在你走进那一排头的时候，情况开始变得瘆人。现在，你看到了切茬；切茬没有被盖住。切茬血迹斑斑，参差不齐。我在想某种切得整整齐齐的东西，如火腿的切边。我看了看那些头，然后看了看那些紫色的桌布。心里一阵恐惧，一阵宁静，一阵恐惧。

　　它们很短，我是说这些切茬。如果把头从身体上切下来是我的活儿，我会连脖子切下来，并把切口盖住。这些头却好像是紧着下巴就切了下来，好像尸体本来穿着高领毛衣，砍头的不想把毛衣弄坏。我发现我在寻思这是谁的手艺。

　　“特蕾莎？”她正在把解剖指南分发到每张桌子上，一边工作一边静静地哼唱。

　　“嗯？”

　　“谁砍的这些头啊？”

　　特蕾莎回答说，头是在大厅对面那房间里锯下来的，使锯的是一个叫伊芙妮的女人。我情不自禁地出了声，伊芙妮工作的这个特点，会不会让她不安呢？特蕾莎也有这个问题。正是特蕾莎把那些头拿进来，并且把它们摆放好，免得滚到地上。我为此问她。

　　“我怎么办呢，我是把它们视为蜡像。”

　　特蕾莎在实行一种古老的应对方法：物件化。对那些必须时时处理人类尸体的人而言，比较容易（准确地说，是我假设那比较容易）把它们看做物件，而不看做人。对大多数医生而言，物件化是他们在医学院的第一年就掌握了的，是在“整体解剖室”里掌握的；“整体解剖室”被含含糊糊地称做“整体室”，有点只可意会的意思。为了帮助学生不要把人体看成某个人，学校希望学生深操其刀，把内脏挖出来。解剖室的工作人员常常用纱布把尸体包起来，鼓励学生一边切割，一边把纱布打开，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

　　跟尸体打交道的麻烦，是它们看上去太像人了。我们大多数人更愿意吃猪肉片，而不乐意从整只的烤乳猪身上割肉，道理也是如此。我们说“猪肉”和“牛肉”，而不说“猪”和“牛”，道理也是如此。解剖和外科教学，跟吃肉似的，需要着意地具有想象力和否定态度。外科医生和学解剖学的学生必须学会不要把整个尸体和曾经活着的那些人联系起来。“在故意切割另一个人的身体之时，”史学家儒斯·理查森在《死亡、解剖与穷人》中写道，“解剖需要解剖学家有效地终止或者压抑许多一般的身体反应和感情反应。”

　　头——或者说得更直接，脸——是特别令人不安的。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院解剖室里很快度过了一下午，在那儿，头和手常常一直包着，直到课程进行到头和手的解剖之时才打开。“这样做，气氛就不那么紧张，”一个学生在稍后告诉我说，“因为那些部分让你看到了一个人。”

　　医生们开始聚在解剖室外的走廊里，一边填写文件，一边高谈阔论。我出去看他们，或许是为了不看那些头，我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没有人特别理睬我，一个黑发的小女人是例外。她走开一点，盯着我。她那眼神不像是要和我交朋友。我决定把她视为蜡像。我和医生们交谈，他们大多数人似乎认为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一个满胸脯都是白胸毛的男士，穿着鸡心领的手术服，对我说：“你是给它们注水的吗？”得克萨斯口音把他的音节都黏在一块儿了。“把它们涨起来了吗？”今天的许多头已经在这儿待了几天了，就跟冰箱里的冻肉似的，开始发干了。注盐水，他解释说，是为了保鲜。

　　目光灼灼的蜡像女人非常唐突地站在我身边，要知道我是何许人。我解释说，主持这场研讨会的那位医生，请我来观摩。如今我讲起这一段，这里的说法就不完全忠实了。如果要我完全照实情讲，那就得用诸如“蒙骗”、“恳求”和“试图行贿”这样的词儿了。

　　“新闻部知道你在这里吗？如果你不通过新闻部把事情捋顺，那你必须离开。”她大步跨进她的办公室，拨打电话，一边说话还一边盯着我，就跟糟烂动作片里的保安似的，生怕谁从背后给她一闷棍。

　　研讨会的一位组织者来给我解围。“伊芙妮刁难你了吧？”

　　伊芙妮！报应啊，竟然是那个砍尸头的主儿。到头来事儿清楚了，她也是解剖室的主管。事情出了差错，例如一个写书的家伙在这里晕菜了，或者反胃了，然后回家写书，把解剖室主管称做砍头的，那就拿她问罪。伊芙妮现在把电话放下了。她走过来简述了一番她的担心。研讨会的那位组织者让她放心好了。我跟她没话了，可我在心里还继续嘟囔：你个砍头的！你个砍头的！你个砍头的！

　　与此同时，我错过了把脸上的白布撤去的那一刻。医生们已经在工作了，伏在他们的标本上，近得可以接吻，一边还瞥几眼架在每个工作台上方的录像监视仪。屏幕上是一位看不见的解说员的手，在他自己分得的那颗头上演示程序。拍摄的距离是极近的大特写，要是不预先知道，你不可能说得上来那是什么种类的肉。那倒也可能是电视上讲剥鸡皮的节目。

　　研讨会开始，是回顾面部解剖结构。“从侧面向中间，把皮下层提起来。”解说员拿腔拿调。医生们很听话，把手术刀插进那些脸。脸上的肉并不抵抗，也不流血。

　　“把眉毛部孤立为一个皮岛。”解说员慢吞吞地说，语气单调。我相信这种腔调用意是为了在要孤立皮岛之前，听起来既不兴奋和高兴，也不过分沮丧。最终使他的声音在化学上有镇静效果。在我看来，这用意颇为不错。

　　我在几排人头前徘徊。那些头看上去像万圣节的橡胶面具。它们也像人头，但我的大脑以前不曾想到人头竟然放在桌子上，放在烤盘里，或者放在并非人体顶部的其他什么地方；因此，我想我的大脑就以一种比较安慰人心的方式来解释这番景象。这里是橡胶面具厂。瞧这些可爱的男女，他们正在制造面具呢。我以前有一个万圣节面具，是一个没牙的老头儿，嘴唇陷在牙龈上。这里就有几个人头，正像我的那个面具。还有《巴黎圣母院》里的驼背怪人，鼻子像球拍，下齿暴露，还有一位像大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

　　医生似乎不觉得反胃或者反感，尽管特蕾莎后来告诉我其中有个人不得不离开房间。“他们讨厌那个。”她说。“那个”意思是在人头上做练习。我感觉他们仅仅是对任务有轻微的不舒服感。在我停在桌边观察的时候，他们转向我，表情似乎是厌恶而尴尬。如果你习惯于不敲门就进洗澡间，你就见过那种表情。那种表情是说，滚开。

　　尽管医生们显然并不以切割死人头为乐，但他们显然珍惜这个在某个人的头上做练习和探索的机会。那个人不会醒来后很快在什么时候就去照镜子。“在手术过程中，你总是看到某种组织，你拿不准那是什么，你不敢把它切掉，”一个医生说，“我来此带着4个问题。”如果他今天离开之际有了答案，他交的500美元学费就值了。这位医生把他的头拿起来，然后重新把它安顿好，调整它的位置，就好像一个女裁缝稍停片刻，重新拿好她正在做活儿的那方布。他特地告诉我，这些头不是恶意被割掉的。把头割下来，别人才能利用尸体的其他部分：胳膊、腿、器官。所捐献的尸体都会好好利用。在进行面部整容之前，今天的这些头在星期一已经做了隆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