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贡布里希：艺术与幻觉】
(2013-12-21 14: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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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一个哲学家，如果他的整个思想都是围绕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形成的，他曾一度如此坚定不移地追随主动的理性主义，即当代科学中日益兴盛的那种理性主义，那么当他想要研究诗歌想象力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时，就必须忘掉他的知识，摆脱他所有的哲学研究习惯。在此，教育背景变得无关紧要；在推理和建构思想上所花的日积月累的努力也收效甚微。他应该做的是到场，在形象出现的那一刻来到形象面前：如果说有一种诗的哲学，这种哲学必须诞生又再生于关键诗句出现之际，对独特形象的彻底认同之中，更确切地说，对形象新颖性的忘我陶醉中。诗歌形象是心理现象中突然出现的异常，在种种附属的心理学因果性中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一种异常。同样也没有任何普遍并且融贯的理论能够充当诗的哲学的基础。原则的概念或“基础“的概念在这里可能是破坏性的。它妨碍了最重要的现实，即诗最重要的心理上的新颖性。那种在长期形成的科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哲学思考会要求把新观念纳入已经过检验的观念体系中去，即使是那个新观念会迫使整个观念体系发生深刻的重组，就像当代科学中的所有革命一样。以此相反，诗的哲学必须承认，诗歌创作行为没有过去，至少没有紧密相连的过去可以让人追踪它酝酿和完成的过程。
下面我们将要提到新颖的诗歌形象和沉睡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型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必须说明这个关系严格说来不是因果关系。诗歌形象不依靠推动。它不是过去的回声。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形象的突然巨响，遥远的过去才传来回声，而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些回声将在多远的地方反射和消失。诗歌形象在其新颖性和主动性中具有一种特有的存在，一种特有的活力。它属于一种直接的存在论。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样一种存在论。
因此，往往正是和因果性相反，在闵可夫斯基（Minkowski）细心研究过的回声之中，我们认为找到了诗歌形象的真正存在形式。在这回响之中，诗歌形象奖获得一种存在的音色。诗人在存在的门槛处言说。为了确定一个形象的存在，我们必须以闵可夫斯基想象学的方式，去考察它的回声。
声称诗歌形象不受因果性的支配，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宣告。可是，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所提出的原因从来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新形象所具有的确实出人意料的特征，也不能解释新形象在另一个处于其产生过程之外的灵魂中所激起的认同。诗人并没有为我提供他的形象的过去，然而他的形象却立刻在我心里生了根。奇特形象的可交流性是一个具有重要存在论意义的事实。形象引发一些东西，但这只是在事后，形象并不是引发过程本身的想象。当然，我们能在心理学研究中采用精神分析方法来确定一个诗人的性格，这样我们就能找到诗人在他生命历程中所必然经受过的压力的程度，特别是压抑的程度。但是诗歌创作行为、突然产生的形象、在想象力中存在的爆发，都不是这类研究力所能及的。为了从哲学上阐明诗歌形象这一问题，必须远离这种研究，来到想象力的想象学。我们把想象力的想象学理解为对诗歌形象这一想象的研究：当形象在意识中浮现，作为心灵、灵魂、人的存在的直接产物，在它的现实性中被把握。
Ⅱ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改变了先前的观点，从现在起寻求形象的想象学规定。实际上，在以为关于想象力的研究中，我们曾以为恰当的做法是尽可能客观地置身于物质四元素的形象面前，也就是直接宇宙起源论所包含的四个本原的形象。坚持我们作为科学哲学家的研究习惯，我们已经尝试过避免任何个人化阐释的企图来考场形象。这一方法固然具有科学上的严谨性，但我渐渐地发现它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关于想象力的形而上学。光有“严谨“的态度，这不等于是具有服从形象的直接动力吗？我们还估量了摆脱这种”严谨性“的难度。声称放弃原有的认知习惯，这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宣告，但如何做到呢？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这里有一个每天发生的微小冲突，也可以说是思想的双重人格：不论对象——一个单纯的形象是多么不完整，思想所产生的心理回响却丝毫不减其轰然巨大。然而这个理性主义者的微小冲突，这个仅仅出现在新形象问题上的冲突，却包含着想象力现象学的全部悖论：一个往往非常奇特的形象如何能够作为全部心理活动的浓缩而出现，如何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载别的灵魂、别的心灵中引起反应，而这一切又完全不受制与任何常识所形成的障碍，不受制于任何不求改变的理性思维？
因此在我们看来，形象的跨主体性在本质上不能仅以对形象性指称的习惯方式理解。只有想象学，即在个体的意识之中考察形象的起源，才能帮助我们重建形象的主体性并衡量形象的跨主体性的范围、力量和意义。这些主体性和跨主体性不是都能够一次性就被确定的。诗歌形象在根本上是变动的，而不像概念那样是建构的。毫无疑问，要从形象千变万化的细节中抽离出诗歌现象里的突变行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有些单调。对于诗的读者，呼吁一门名为想象学的学说（虽然这个名词常常被误解）很可能得不到理解。不过，脱离一切学说来看，这个呼吁是很明白的：我们要求诗的读者不要把形象当做对象，更不要当做对象的替代物，而是把握它的特殊实在。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系统地结合意识给予行为和意识最昙花一现的产物：诗歌形象。在诗歌形象这一层面上，主客二分被重新划分，彼此映射，不停地来回颠倒。在诗人创造诗歌形象的领域里，如果我们敢于谈起现象学的话，这是一种微观的想象学。就这一方面来说，这种想象学有可能成为严格的基础。一个是纯粹但转瞬即逝的主体性，一个是不必然形成完整构造的实在性，在它们之间经由形象建立起来的联系中，现象学家发现了一个充满无数经验的领域。他得益于多种观察，观察可以做到很精确，因为它很简单，“不强调结果“，不像科学思维那样，因为科学思维总是推理的。形象就其简单性而言，它不需要认知。它是朴素意识的财富。就其表述而言，形象是新生的语言。由于诗人所创造的形象的新颖性，诗人永远是语言的源泉。为了明确形象的现象学到底是什么，为了明确形象先于思想，必须这样说，诗歌与其说是精神的现象学，不如说是灵魂的现象学。因此我们应该收集有关梦想意识的文献。
当今的法语哲学，更不用说心理学，几乎都不再运用灵魂与精神这连个词的二元。在这一点上。两门科学都忽视了鲜明地区分了Geist（精神）和Seele（灵魂）的德国哲学家中十分常见的一些主题。但是，既然一种诗歌哲学要囊括词汇的全部力量，它就不能简化任何东西，僵化任何东西。对这样一种哲学家来说，精神与灵魂不是同义词。如果把它们当做同义词，那么就会妨碍对一些珍贵篇章的解释，就会曲解形象考古学所发掘出来的文献。灵魂是一个不朽的词。它在有些诗中是不可磨灭的。它是一个表示气息的词。一个词在发音上的重要性，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研究诗歌的想象学家的注意。从诗歌的角度来说，可以坚信灵魂开创了整首诗。因此与灵魂相对应的诗歌文献应该接受我们的现象学考察。
在绘画领域中，作品的实现似乎包含着一些精神作出的决定，而精神的决定又受到感官世界的约束，对此灵魂的想象学能够揭示作品的初创过程。勒内•于热在他为乔治•鲁奥的阿尔比作品展所作的精彩序言中写道：“如果要寻找鲁奥是从何处打破规定的……或许我们应该提起一个快要被废弃不用的词，它叫做灵魂。“勒内•于热还说道，为了理解、感受和喜爱鲁奥的作品，“必须把自己投到中心、内心、圆心中去，在那里一切都获得了源头和意义：正是在那里我们找回了那个被遗忘或者说被抛弃的词，灵魂。”鲁奥的画证明，灵魂具有一种内部光线，“内部视觉”认识这种光线，并且在色彩绚丽、阳光照耀的世界中将它转化出来。于是，那些想要在喜爱的同时理解鲁奥的画的人，就需要对各种心理学观点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颠覆。他必须加入到内部光线之中，内部光线并非外部世界光线的反射；毫无疑问，内部视觉、内部光线这些用词常常太容易遭到反驳。但此处是画家，光线的制造者在发言。他懂得光从哪个源头出发。他体会到红色激情的内在意义。在这样一幅画的中心，有一个灵魂在斗争。野兽派绘画史内心深处的。这样一幅画是灵魂的现象。作品必须救赎一个受激情折磨的灵魂。
勒内•于热的话让我们坚定了一个信念，这就是谈论灵魂的现象学是有意义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诗歌是灵魂的初创活动。与灵魂相结合的意识比起与精神现象相结合的意识来更为放松而更少意向化。诗歌中显露出某些力量，它们不经过知识的回路。当我们考虑灵魂和精神这两极时，灵感和天赋的辩证法就变得清楚了。我们认为，对于研究诗歌形象这类现象，尤其是对于追踪诗歌形象从梦想到实现的演变过程来说，灵魂和精神，包括它们之间的各种细微差别，两者缺一不可。并且，我们将以灵魂现象学的方式，在另一部著作中研究诗歌梦想。梦想本身是一个经常被人和睡眠混为一谈的心理结构。然而，一旦涉及到一个诗歌梦想，一个不仅自得其乐，而且为其他灵魂提供诗意享受的梦想，我们就知道自己不再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精神可能经历一种松弛，但在诗歌梦想中，灵魂清醒着，但并不紧张，既放松又活跃。为了作一首完整无缺且结构工整的诗，精神必须预先构思，打好草稿。而对一个简单的诗歌形象来说，没有什么草稿，只需要灵魂的运动。通过一个诗歌形象，灵魂说出自己的在场。
一个诗人以如下的话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关于灵魂的现象学问题。皮埃尔—让•茹弗写道：“诗诗开创形式的灵魂。“灵魂标志开端。它是原初的力量。它是人类的尊严。即使”形式“已经在”约定俗成“中被认识，被感知，被塑造，在受诗的内部光线照亮以前它只不过是精神的单纯对象。而灵魂将会开创形式，居住其中，怡然自得。因此皮埃尔—让•茹弗的话可以作为灵魂现象学的清晰准则。
——摘自《空间的诗学》引言
一个哲学家，如果他的整个思想都是围绕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形成的，他曾一度如此坚定不移地追随主动的理性主义，即当代科学中日益兴盛的那种理性主义，那么当他想要研究诗歌想象力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时，就必须忘掉他的知识，摆脱他所有的哲学研究习惯。在此，教育背景变得无关紧要；在推理和建构思想上所花的日积月累的努力也收效甚微。他应该做的是到场，在形象出现的那一刻来到形象面前：如果说有一种诗的哲学，这种哲学必须诞生又再生于关键诗句出现之际，对独特形象的彻底认同之中，更确切地说，对形象新颖性的忘我陶醉中。诗歌形象是心理现象中突然出现的异常，在种种附属的心理学因果性中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一种异常。同样也没有任何普遍并且融贯的理论能够充当诗的哲学的基础。原则的概念或“基础“的概念在这里可能是破坏性的。它妨碍了最重要的现实，即诗最重要的心理上的新颖性。那种在长期形成的科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哲学思考会要求把新观念纳入已经过检验的观念体系中去，即使是那个新观念会迫使整个观念体系发生深刻的重组，就像当代科学中的所有革命一样。以此相反，诗的哲学必须承认，诗歌创作行为没有过去，至少没有紧密相连的过去可以让人追踪它酝酿和完成的过程。
下面我们将要提到新颖的诗歌形象和沉睡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型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必须说明这个关系严格说来不是因果关系。诗歌形象不依靠推动。它不是过去的回声。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形象的突然巨响，遥远的过去才传来回声，而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些回声将在多远的地方反射和消失。诗歌形象在其新颖性和主动性中具有一种特有的存在，一种特有的活力。它属于一种直接的存在论。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样一种存在论。
因此，往往正是和因果性相反，在闵可夫斯基（Minkowski）细心研究过的回声之中，我们认为找到了诗歌形象的真正存在形式。在这回响之中，诗歌形象奖获得一种存在的音色。诗人在存在的门槛处言说。为了确定一个形象的存在，我们必须以闵可夫斯基想象学的方式，去考察它的回声。
声称诗歌形象不受因果性的支配，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宣告。可是，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所提出的原因从来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新形象所具有的确实出人意料的特征，也不能解释新形象在另一个处于其产生过程之外的灵魂中所激起的认同。诗人并没有为我提供他的形象的过去，然而他的形象却立刻在我心里生了根。奇特形象的可交流性是一个具有重要存在论意义的事实。形象引发一些东西，但这只是在事后，形象并不是引发过程本身的想象。当然，我们能在心理学研究中采用精神分析方法来确定一个诗人的性格，这样我们就能找到诗人在他生命历程中所必然经受过的压力的程度，特别是压抑的程度。但是诗歌创作行为、突然产生的形象、在想象力中存在的爆发，都不是这类研究力所能及的。为了从哲学上阐明诗歌形象这一问题，必须远离这种研究，来到想象力的想象学。我们把想象力的想象学理解为对诗歌形象这一想象的研究：当形象在意识中浮现，作为心灵、灵魂、人的存在的直接产物，在它的现实性中被把握。
Ⅱ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改变了先前的观点，从现在起寻求形象的想象学规定。实际上，在以为关于想象力的研究中，我们曾以为恰当的做法是尽可能客观地置身于物质四元素的形象面前，也就是直接宇宙起源论所包含的四个本原的形象。坚持我们作为科学哲学家的研究习惯，我们已经尝试过避免任何个人化阐释的企图来考场形象。这一方法固然具有科学上的严谨性，但我渐渐地发现它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关于想象力的形而上学。光有“严谨“的态度，这不等于是具有服从形象的直接动力吗？我们还估量了摆脱这种”严谨性“的难度。声称放弃原有的认知习惯，这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宣告，但如何做到呢？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这里有一个每天发生的微小冲突，也可以说是思想的双重人格：不论对象——一个单纯的形象是多么不完整，思想所产生的心理回响却丝毫不减其轰然巨大。然而这个理性主义者的微小冲突，这个仅仅出现在新形象问题上的冲突，却包含着想象力现象学的全部悖论：一个往往非常奇特的形象如何能够作为全部心理活动的浓缩而出现，如何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载别的灵魂、别的心灵中引起反应，而这一切又完全不受制与任何常识所形成的障碍，不受制于任何不求改变的理性思维？
因此在我们看来，形象的跨主体性在本质上不能仅以对形象性指称的习惯方式理解。只有想象学，即在个体的意识之中考察形象的起源，才能帮助我们重建形象的主体性并衡量形象的跨主体性的范围、力量和意义。这些主体性和跨主体性不是都能够一次性就被确定的。诗歌形象在根本上是变动的，而不像概念那样是建构的。毫无疑问，要从形象千变万化的细节中抽离出诗歌现象里的突变行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有些单调。对于诗的读者，呼吁一门名为想象学的学说（虽然这个名词常常被误解）很可能得不到理解。不过，脱离一切学说来看，这个呼吁是很明白的：我们要求诗的读者不要把形象当做对象，更不要当做对象的替代物，而是把握它的特殊实在。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系统地结合意识给予行为和意识最昙花一现的产物：诗歌形象。在诗歌形象这一层面上，主客二分被重新划分，彼此映射，不停地来回颠倒。在诗人创造诗歌形象的领域里，如果我们敢于谈起现象学的话，这是一种微观的想象学。就这一方面来说，这种想象学有可能成为严格的基础。一个是纯粹但转瞬即逝的主体性，一个是不必然形成完整构造的实在性，在它们之间经由形象建立起来的联系中，现象学家发现了一个充满无数经验的领域。他得益于多种观察，观察可以做到很精确，因为它很简单，“不强调结果“，不像科学思维那样，因为科学思维总是推理的。形象就其简单性而言，它不需要认知。它是朴素意识的财富。就其表述而言，形象是新生的语言。由于诗人所创造的形象的新颖性，诗人永远是语言的源泉。为了明确形象的现象学到底是什么，为了明确形象先于思想，必须这样说，诗歌与其说是精神的现象学，不如说是灵魂的现象学。因此我们应该收集有关梦想意识的文献。
当今的法语哲学，更不用说心理学，几乎都不再运用灵魂与精神这连个词的二元。在这一点上。两门科学都忽视了鲜明地区分了Geist（精神）和Seele（灵魂）的德国哲学家中十分常见的一些主题。但是，既然一种诗歌哲学要囊括词汇的全部力量，它就不能简化任何东西，僵化任何东西。对这样一种哲学家来说，精神与灵魂不是同义词。如果把它们当做同义词，那么就会妨碍对一些珍贵篇章的解释，就会曲解形象考古学所发掘出来的文献。灵魂是一个不朽的词。它在有些诗中是不可磨灭的。它是一个表示气息的词。一个词在发音上的重要性，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研究诗歌的想象学家的注意。从诗歌的角度来说，可以坚信灵魂开创了整首诗。因此与灵魂相对应的诗歌文献应该接受我们的现象学考察。
在绘画领域中，作品的实现似乎包含着一些精神作出的决定，而精神的决定又受到感官世界的约束，对此灵魂的想象学能够揭示作品的初创过程。勒内•于热在他为乔治•鲁奥的阿尔比作品展所作的精彩序言中写道：“如果要寻找鲁奥是从何处打破规定的……或许我们应该提起一个快要被废弃不用的词，它叫做灵魂。“勒内•于热还说道，为了理解、感受和喜爱鲁奥的作品，“必须把自己投到中心、内心、圆心中去，在那里一切都获得了源头和意义：正是在那里我们找回了那个被遗忘或者说被抛弃的词，灵魂。”鲁奥的画证明，灵魂具有一种内部光线，“内部视觉”认识这种光线，并且在色彩绚丽、阳光照耀的世界中将它转化出来。于是，那些想要在喜爱的同时理解鲁奥的画的人，就需要对各种心理学观点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颠覆。他必须加入到内部光线之中，内部光线并非外部世界光线的反射；毫无疑问，内部视觉、内部光线这些用词常常太容易遭到反驳。但此处是画家，光线的制造者在发言。他懂得光从哪个源头出发。他体会到红色激情的内在意义。在这样一幅画的中心，有一个灵魂在斗争。野兽派绘画史内心深处的。这样一幅画是灵魂的现象。作品必须救赎一个受激情折磨的灵魂。
勒内•于热的话让我们坚定了一个信念，这就是谈论灵魂的现象学是有意义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诗歌是灵魂的初创活动。与灵魂相结合的意识比起与精神现象相结合的意识来更为放松而更少意向化。诗歌中显露出某些力量，它们不经过知识的回路。当我们考虑灵魂和精神这两极时，灵感和天赋的辩证法就变得清楚了。我们认为，对于研究诗歌形象这类现象，尤其是对于追踪诗歌形象从梦想到实现的演变过程来说，灵魂和精神，包括它们之间的各种细微差别，两者缺一不可。并且，我们将以灵魂现象学的方式，在另一部著作中研究诗歌梦想。梦想本身是一个经常被人和睡眠混为一谈的心理结构。然而，一旦涉及到一个诗歌梦想，一个不仅自得其乐，而且为其他灵魂提供诗意享受的梦想，我们就知道自己不再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精神可能经历一种松弛，但在诗歌梦想中，灵魂清醒着，但并不紧张，既放松又活跃。为了作一首完整无缺且结构工整的诗，精神必须预先构思，打好草稿。而对一个简单的诗歌形象来说，没有什么草稿，只需要灵魂的运动。通过一个诗歌形象，灵魂说出自己的在场。
一个诗人以如下的话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关于灵魂的现象学问题。皮埃尔—让•茹弗写道：“诗诗开创形式的灵魂。“灵魂标志开端。它是原初的力量。它是人类的尊严。即使”形式“已经在”约定俗成“中被认识，被感知，被塑造，在受诗的内部光线照亮以前它只不过是精神的单纯对象。而灵魂将会开创形式，居住其中，怡然自得。因此皮埃尔—让•茹弗的话可以作为灵魂现象学的清晰准则。
——摘自《空间的诗学》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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