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足的二月】

  现在是朋友刚刚死去后的时间。

    长途的旅行是一根铁轨。政府部门的钢铁。车厢在行驶。玻璃在催赶画面。只有颌骨被打碎了。只有目光在审讯的严寒下冻住了。只有书信和诗歌是赤裸的，被人讥笑。

    到达的是冬天。陌生的是国度，不熟悉的是朋友。树木被砍伐，寒冷的二月。

    上面是一扇窗户。

    我不在那里。只有在夜晚我才能感觉到人们称之为亲近的东西，只有在白天我才能感觉到人们随身携带的犹如遥远的东西。我一步步地倚靠在街道一般高的窗户旁。问鸟儿怎么会如此刚强。

    赤足的二月。不过我不知道。脚趾悬垂得比飞翔还要低。我关上窗户。

    横穿马路的可能是一天。

    没有水没有火没有绳索。思想的细细的白色的嫩芽。不必用手去动。

    脚趾容易弯曲，世界是深邃的。

    世界躺在一个朋友的死亡上。像时光一样逝去的东西不会变成生命。

    大地卧在脚下。我走在上面。

    时光会有皱褶。我会变老。

——————————————————————————————————

【苹果蚜虫的路】

 “请问想买点什么？”每个人走进这家小店时，女店员都会这么问。她辨识每一个顾客，不放过每一个进出。她微笑，但是眼角依然是尖尖的。她的帮工是一个铃，形状是一头带着细细的金属铃舌的狗。只要一有人踏上门槛，它就会发出响声，将它发出声响的部位撞在客人的额头上。

    我穿过小店，仿佛每走一步都会穿过一扇玻璃门。我在留神我自己。我的手指伸出去抓了一样东西，因为女店员在注视我。这是一种强迫，强迫我有什么愿望。

    由于铃的发声部位就在我的额头上，所以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个哽喉的愿望。我必须为进店说明原因，否则那个铃就会把这事闹成一个丑闻。

    手的动作变得小心翼翼。手指弯曲时，皮肤变得苍老。我吃不准手是不是干净。店铺很小，女店员尖眼眶里的眼珠很白。有一瞬间我在想：“从被毁灭了的小地方来的人，他们的手不可能是干净的。”这和洗没洗手没有关系。一个经历了数十年苦难，而且和周围的一切以及所有人一样，从中挺了过来的人，肯定会蹭到脏东西。他头上太阳穴后面的那些粘兮兮的东西还没有滴干。他头颅里装的是一条条伤心的和被侵蚀的肮脏。必须把这些肮脏亮出来，就如同一个苹果从中间切成两半后必然会亮出蚜虫啃噬的路径一样。恰恰是在一个小小的店铺里，在因东西不多彼此能保持间距而形成的通透中，人的大脑必须亮出苹果蚜虫的啃噬路径。特别是在一切都受到精心呵护却仍然得不到一点保护的地方，特别是在人们必须以个体的人的形式出现的地方，我会因为憋闷而情不自禁地想到手指上的肮脏。

    在一个灾难已经发展成举目皆是的土地上，一个人，一个个体的人是不会受到关注的。在这片土地上，在人的生命中，一个人什么也不是。若干年后，当眼睛和头脑迷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一个人就连在自己的生命中也什么都不是了。

    在一片贫穷的土地上，求死的规模是很大的，而且大到和死的可能性一样大。死是小事，频繁得甚至都无法把握，是偶然。放眼望去，原因到处都有。谁如果去想，不幸不可能开始，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结束。谁听到别人的死亡能把自己排除在外。谁不会想到时间长了这事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不可能长到经历那么许多，因此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人们可以知道得非常清楚，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它们赤裸裸的状态。这很容易让人沮丧。如果不幸像粘兮兮的脏东西那样垂挂在太阳穴的后面，那么人们也就是它们的一部分，不幸的一部分。贫困像有愧的良心，像债务，始终无法消除。

    我在试穿衣服，因为这一切我都是在营业员的眼睛跟前想的。我脱下我的外衣。一件外衣挂在我旁边的衣架上，不属于我的外衣，不是我想要买的外衣。我解开它的扣子，迅速解开一个又一个扣子，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不能思考：扣子如同眼睛。我禁止我思考，因为这个小小店铺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做好准备让我去思考眼睛。

    女店员的脸出现在我身后的镜子里。“是同胞吧。”她问，“您是法国人。”我答：“我是罗马尼亚人。”她在镜子里撩开耳朵前的一缕头发。“没关系，”她说，“只要您喜欢这儿就好。”

    那件带着陌生扣子的外衣重又挂在衣架上了。营业员用轻巧的手竖起自己的衣领，因为我出去的时候，门会打开，冷空气会进来。

    我是罗马尼亚人，这对她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已经足够让她不要对我有什么指望了。她也是好意。

    在街上我想到了超市。我，我知道这是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一家超市，在敞开的大门前，一箱子拖鞋放在街上已经有几个星期了。它们的鞋底看上去就像是从拖拉机的轮胎上切下来的。超市里的音乐很吵。

    如果在小店人们是因为受到门口那个铃铛的逼迫，不得不以个体的人的形式出现，那么在超市，人们则是受到音乐的逼迫，以相互关联的形式出现，走走，看看，试试。试衣间的镜子拒绝提供个别人像。保持人们彼此之间距离的是买东西的愿望，而不是必要。

    收银员不看任何人的脸。她敲进价格，满足于各个数字，然后钞票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好像东西不值钱。客人就是买东西的人。他们的眼睛显示出一种和最便宜的价格不相一致的东西：没有钱的人，就连小钱都会在他的额头里扯下一个大账单。

    超市里有些东西我熟悉。在大量的商品中，有一样东西我是通过一个贫穷国家的一无所有认识的：贫困。在禁止美丽的悲哀的堆积中，贫困是一种延伸。它开始于各个面孔的阴影中，用需要取代愿望。这便是富裕社会的边缘。

    也许富裕是一个圆圈。边缘就是圆圈的周长。它比圆心大。

——————————————————————————————————

【旁边桌子上的国家】

 在火车已开走和还没来的这段时间，我坐在维也纳的车站咖啡店。为了不去考虑自己的怠倦，我观察游人。独自坐在桌边的人我观察得最久。也许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身上看出了那些因风景的轮回、车厢里的空气、高速的颠簸和呼啸而产生的怠倦。

    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男人的身上：看他如何撑住自己的脑袋，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额头倚在手掌心中，看他托着咖啡杯，还有他在桌子下面的两只脚，他的头发，他的耳垂，还有他的衬衣，西服，他脚踝上的短袜。

    这个男人身上陌生得让我觉得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并不是那一样样东西，令我的太阳穴一阵阵发热的是这一样样东西彼此所产生的关系：手表和短袜，额头上的手掌和衬衣的领子，衣服上的扣子和咖啡杯的沿儿，分头的发路和鞋子的后跟。

    就在我的太阳穴在耳朵里咚咚作响时，喇叭播报前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车进站了。那个男人站起身，走了。扩音器里的声音告诉我我看见了什么：那个男人来自罗马尼亚。

    我眼前的一切如同一丝微光，如同无数的东西纠缠在一起：那人身上维系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完完整整的国家，一个我所熟悉的国家刚才就坐在旁边的桌子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说不清楚怎么认出来的，靠什么认出来的，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心中产生了一种躁动，一个念头，要走到那个男人跟前，对他说上一句话，然后立即离开，再也不回头。这个躁动从何而来，这个念头从何而来。还有那种突然产生的感觉：我不愿再坐在我的躯体中，不愿再从我的躯体向外看，不愿再带着我的躯体继续旅行，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还有那道缝，如同远和近相互扭打，扯出来的缝。

    当年我离开罗马尼亚时，把那次离开形容成是“换地方”。我要防止自己使用各种情绪化的词语。我从来没有把“故乡”和“思乡”的概念用在我自己的身上。

    当我在街上偶然听到身边有陌生人讲罗马尼亚语时，我的呼吸会变得急促，但是这不是思乡，也不是那种受到禁止和压抑的、隐藏的思乡。我找不到形容它的词：这就好比一种恐惧，一个人曾经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却又不认识这个人。或者另外一种恐惧：一个人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从外形上却永远看不见这个人。又或者另外一种恐惧：一个人有可能变成这么一个人，只因他和某个其他人完全一样，于是便把那个人消灭掉。

    我或许会在某些时候，或者在一次半梦半醒的夜间觉得罗马尼亚生疏了。这是一种恐惧。我知道，这个恐惧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它实实在在存在着，就如同在下楼梯的过程中，害怕在两步之间忘记了怎么走路的那种恐惧实实在在存在着一样。

    在我去过的那些地方，我不可能笼统的陌生，同样我也不可能同时对所有的事物陌生。我的陌生，其他人也是这样，是对单个事物的陌生。

    人不可能是地方的一部分。不论命运怎么安排，人不可能说自己的家在石头中，在木头中，因为人不是由石头和木头组成的。如果这是一种不幸的话，只能说陌生是一种不幸。仅此而已。

    在商业街房顶的最高处有一个钟，它有两个指针，一个钟摆，但是没有表盘。钟的后面是空荡荡的天空。我向上望去，每次都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喉咙上感受到了时间。

    那个钟走的和我的手表不是一个时间。它显示的是早已经过去的时间——已经好几年前的时间。

    天上那个钟的时间是地下的时间。

    我每次都用这个钟的时间想象那些永无归属的人的时间。

    旁边桌子上的国家在我的眼角抽动了一下。

    1990年10月

——————————————————————————

【存在的时间——或“的的确确”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