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有的人劝我把毛染一染，我却以为大谬不然。狼染得再美，也不会变成卷毛狗。”

    1922年的莫斯科。当你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即会意识到讽喻的力量，也就是说，描述即是讽喻。这讽喻需穿越多少年，才能读的出来。讽喻就像从死人堆或墓穴里爬出来的活者所抱着的那只以为是古董的颅骨。

    “中国城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红色商城，人们在这里买卖，坐在桌边吃喝，一直忙活到深夜。”

    因为讽喻是近似本雅明所描绘的浪荡子，徜徉于街头浮光掠影之所得的碎片式印象，因此，深谙此道的布尔加科夫最终将心血凝聚成《大师与玛格丽特》也就不出意外了。

    讽喻者近似风语者，从他眼睛里，你读出来的是无瞳孔的眼球，这一点仿佛那个阮籍，而绝不是嵇康。嵇康的反抗太过磊落，而阮籍的白眼则是弱势反抗。弱势者的抵抗，常以身体作为旗帜，而这身体又脱壳的，你无法找到对证的解语。也就是说，形神分离，即意味着眼神的不确定性本然是肃杀与极权暴政时代的艺术精髓之所在，却又因其含糊不定、韵味无穷，以至于成为时代的合法化审美标准。其实也是政治性话语。

    解读布尔加科夫亦需审视其文本背后的那只青白眼。所以，讽喻修辞的温婉含蓄，也是俄罗斯贵族式的，带有宗教体验的，而绝不是中国人的聒噪与调侃。

    你看他描述一个人即可明白怎么回事了，“脑袋上顶着一顶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丝绒大盖帽，帽箍上有一只金色的徽记。不是锤子和铁锹就是镰刀和耙子，但绝不是镰刀和锤子。”动词引领着名词性主语，而这些名词性主语其所指仅具有空心化的象征色彩，且并置在一起，相互之间抵制而又构成了转喻修辞。转喻式的修辞生出了很多刺，扰乱你的解读，其实也扰乱了能指符号的尊严感。

    尴尬在所难免，即在于尴尬本身的滑稽效果。滑稽来自于语词并列所产生的不协调感。因此，布尔加科夫的逆反思维，暗中支配了他的视角以及描述口吻，最终讽喻也形成了。

    这是一种伟大的描述手法，有时一种民间性的话语策略。

    也就是说，在民间对权贵的常用讽喻手法，一般不是打骂或侮辱，而是描述。“瞧，人家穿了长袍西裤，带着金边墨镜，一看不是东洋来的就是西洋来的，还懂好几国英语。”这种通过对外观的描述，其实是延伸性的，即语词的流动之相互链接的动力，来自于横坐标轴上的名词在空间向度行进行排比和递进，以形写神，最终完成的是脱冕亦即具有狂欢精神的讽喻。

    狼性的本质大概在于此，因为它是一种目似暝、意暇甚的高级杀手，也是旷野呼告的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