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从他那儿都带走了他的身体。活着的时候，一个人和他的身体是同义词；死亡时，这个人和他的身体是不同的存在。”P14

    就这一下子，一刀闪电，击中了你的心灵壁垒抑或冰层。我并不将此称之为话语的闪电，而宁可认为这是情感的利刃。语词表达情感，情感依托语词，二者能够形成一种虚实兼备的力道和势能。就这样，你被感染了，你觉得这个人写得好！

    是的，的确好。

    写生，总觉得没什么出息。写爱，也无非梁羽生式的“大和谐”。唯对死亡的认知，才见得出一个作家的功力。功力来自何处？生与爱的历练。这玩意跟树轮一样，你不会为一棵小树或空心的芦苇而哀悼，却常为一个巨树的坍塌而肺腑俱裂，恨不得替它死。

    一个老人的死，才是死，所以孩子与婴儿常称之为夭折。

    好像小树或草被折断了一样，惋惜有余而悲怆未必持久。当然，生命体的尊贵与平等，终究不见得放在天平上考量一下价码。毕竟，所有生命体的死，相对于它那个最近的它而言，即意味着悲剧的存在与可能性。

    在某种程度上，保罗·奥斯特对父亲之死的看法，通过上述文字，我们能感觉出某种西方人特有的品质。至少，他们比较注重收藏和档案，注重照片和遗物。在中国，能烧掉就尽可能烧掉，除非你是大人物。

    中国人在情感关系上，看似亲缘，实质仅在生殖意义上，将你置放于家族树和族谱上，逢年过节烧烧香和纸，叩俩头，就觉得对得起你了。实质不是这么回事。老孔子所谓“未知死焉知生”，这话我们常没耐心咂摸，以至于对“鬼神”的迷恋或逃避，成了二元对立式的文化心态。

    其实《局外人》是大悲剧也，只不过加缪反其道而行之，将死亡与悲剧淡化到了某种于己无关的价值立场。一个敢于写死亡的人，一定有他对死亡的读到见解，加缪绝不想落入俗套，即寻常那种煽情的仪式化很足的样子。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加缪与布迪厄之类的人一样，其实都具有局外人心态。这种心态，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在创意写作发生学上的革命性举措——反抗。最明显的反抗不过莫泊桑《俊友》中的主人公，从阿尔及利亚回来，开始展开了占领“巴黎”的举措。反抗是性意义的亦即欲望的生产与耗费，未尝不是蝉蜕皮式的死而复生。

    是的，反抗。

    我们的出身，可能就是殖民行为；我们的语言也是被殖民化了的一块领土；我们的自我，及其认同感，莫不如此。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这日常生活中的权力编码过程而已。

    当有一天，一个人开始决定反抗“死亡”和“绝望”时，你会发现，实质审视“死亡”和“绝望”，未尝不意味着审视着生活及其被殖民主义者篡改过的那个希望与憧憬的美好未来。

    写作，永远是政治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你认为“写作他妈的毫无意义”，终究这句话本身即暗含着一种表达政治，一如“什么都不信”终究是一种“确信”一样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