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黑战争，可大可小，小中见大，艺术家大都如此。真正的艺术家不过如此。地点：战壕里。人物：敌对双方，外加一个伤者。障碍：大障碍，民族仇恨与杀戮；小障碍：地雷。伤者身下的一动就爆炸的地雷。拆地雷，其实也是拆除仇杀之墙。无疑，敌对双方都做不到，他们只能安放地雷，却无法拆地雷。地雷是个隐喻，是仇恨的象征。地雷就是断层线战争埋设的地雷。断层线战争即认同的战争。

    记者来了，维和部队来了，拆雷专家来了。这些外围的装置只能敷衍了事，袖手旁观，他们不过滥竽充数者，他们与他们，互为他者。他们只能是他们，终究不是“我们”；而即便“我们”也是暂时的，缘故在于那份建立在“她者”基础上的情感认同，无法拆除那堵民族认同的墙。爱情与友爱的政治学，抵抗不了仇恨的政治学。

    最终，敌对的二人相互射杀又被维和部队射杀，留存下来的那位伤者，躺在地雷上，仰望苍穹，等待着神的救助和判决，其实也是在等死。

    躺在地雷上也是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却无法找到对答并为之解码，因此也就成了一个多义性的寓言。

    隐喻性的地雷，因为伤者躺在上面，而成了寓言化的修辞符号。

    这也意味着隐喻开始向转喻过渡。是的，寓言就这样，它用转喻分解并阐述了隐喻的差异性。隐喻分泌差异的喻意，即意味着寓言化效果开始发生作用。

    寓言是让人感叹不尽的主题意味。它就是多。

    隐喻是一，而寓言是多。

    电影使用了隐喻符号，最终让一生产出多。

    躺在地雷上，如爱情，如关系，如经营，如梦想，如奋斗，如生存，如反抗，如绝望，如仇恨，如嫉妒，如恶。。。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