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一个中午，我身穿着少校的军服，提着两个巨大的浅灰色旅行包，从一辆破烂不堪、遍体泥泞的公共汽车上挤下来，迎着斜飞的雨丝，爬上故乡的河堤。回头看，那辆车尾部喷着青烟，摇摇晃晃、无声无息地向远处滑去，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远近无人影，燃烧汽油的香气在潮湿的空气中久久不散。一大群色彩艳丽的蜻蜓在河上盘旋，河堤漫坡上一簇簇紫穗槐在雨中颤抖，暗红色的水在河中匆匆流动，雨点打在河面上，溅起细小的白色水珠。在那座古老石桥的拦阻下，河水响亮地喧哗着；黑色的桥面隐约在浑水中，宛若一条大鱼的脊背。湍急的流水在桥石的边缘上翻卷起一道白色的浪墙，泡沫飞散，水味扑鼻。
   站到桥头上后，却突然感到水声失去了适才的响亮，耳朵里仿佛进了水，有一种鼻壅耳塞的感觉，那灰白腥冷的水的气味却浓烈了许多。沿着桥侧涌起的浪墙约有一尺高，跌到桥面上，像一匹展开了的大布。我心中有些怯懦，仿佛有一条巨大的鱼伏在桥上冷眼瞅我。雨忽疏忽密，打湿了我的衣服。水一直在涨，石桥马上就要被淹没了。我决定马上过河，心中暗暗庆幸回来的正是时候，如果晚到桥头半个小时，只怕就要与父母妻女隔河相望了。

——《战友重逢》

   农历七月末，低洼的高密东北乡燠热难挨，我从县城通往乡镇的公共汽车里钻出来，汗水已浸透衣服，脖子和脸上落满了黄黄的尘土。洗完脖子和脸，又很想脱得一丝不挂跳进河里去，但看到与石桥连接的褐色田间路上，远远地有人在走动，也就罢了这念头，站起来，用未婚妻赠送的系列手绢中的一条揩着脸和颈。时间已过午，太阳略偏西，一阵阵东南风吹过来。冰爽温和的东南风让人极舒服，让高粱梢头轻轻摇摆，飒飒作响，让一条越走越大的白狗毛儿耸起，尾巴轻摇。它近了，我看到了它的两个黑爪子。

——《白沟秋千架》

【两个开头】

你能感觉到莫言构思小说时的时空建构，大致会落笔于具体的乡村经验与切身记忆。“回乡”模式是莫言这代人小说惯用的开头技巧。一者城乡反差太大，刚从文明世界里进入偏远落后之乡，从泊油路进入土路，穿皮鞋的脚，的确不太适应。厌恶是难免的。这跟“少小离家老大回”不太一样，“近乡情更怯”倒有些相近。厌恶产生逃亡行为，而返归只能加剧了厌恶心理，因此震惊结构和对比装置，也在这种反差性话语（“我”（军人、国家人员、捧铁饭碗的）与失败者的男女同伴）得以生成的基本秘诀。

我们再看比莫言大不了几岁的路遥《人生》的开头：

   农历六月初十,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没声响了,似乎处在一种急躁不安的等待中.地上没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岸,没命地向两岸的庄稼地和公路上蹦窜着.天闷热提像一囗大蒸笼,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铺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
   这时候,高家村高玉德当民办教师的独生儿高加林,正光着上裑,从村前的小河里趟水过来,几乎是跑着向自己家里走去.他是刚从公社开毕教师会回来的,此刻浑裑大汗淋漓,汗衫和那件漂亮的深蓝涤良夏衣提在手里,匆忙地进了村,上了佥畔,一头扑进了家门.他刚站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低沉的闷雷的吼声.

【夏天】

   为何都喜欢用夏天这一时令，作为主人公回乡的故事时间呢？麦季，其实要回家干活的。能不回家就不回家，躲避劳动是常有的心理。过了麦季回家，还能吃现成的，且这段时间农民皆休闲，瓜桃李果开始上市；下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一般在田间锄地，或在路上割草放牛，或在村口纳凉玩耍，此时乡村没有人在家里呆着。除非正午。

   莫言选择正午，即在于这个时间恰好地里没有人，算是躲避熟人吧。在我看来，小说中的这个“我”，其实是莫言未提干时的形象，而文本对应的人物，则是他的另一半。

   路遥选择傍晚，上灯时分，大概高加林灰溜溜地回家，不想引人注意。

【一代人的小说创意学】

 这一代人的小说，再先锋，再魔幻，其开头模式基本属于一个话语型。我们看韩少功的《归去来》：

   很多人说过，他们有时第一次到了某个地方，却觉得那地方很眼熟，奇怪之余不知道是何原因。

　　现在，我也得到这种体会。我走着，看到土路一段段被洪水冲过，冲毁得很厉害，留下路面一道道深沟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人体的筋骨和脏器。沟里有几根腐竹，一截烂牛绳，是村寨将要出现的预告。路边小水潭里冒出几团一动不动的黑影，不在意就以为是石头，细看才发现它们是小牛的头，鬼头鬼脑地盯着我。它们都有皱纹，有胡须，有眼光的疲惫，似乎生下来就苍老了，有苍老的遗传。前面的芭蕉林后冒出一座四四方方的炮楼，墙黑得像经过了烟熏火燎。我听说过这地方以前多土匪，还有“十年不剿地无民”一类说法，怪不得村村有炮楼。民居房屋也决不分散，互相紧紧地挤靠和纠缠。石墙都厚实，上面的窗户开得又高又小，大概是防止盗匪翻爬，或者是防止瘴雾过多涌入。
    这一切居然越看越眼熟。见鬼，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让我来测试一下吧：踏上前面那石板路，绕过芭蕉林，在油榨房边往左一折，也许可以看见炮楼后面一棵老树，银杏或者是樟树，已经被雷电劈死。

　　片刻之后，预测竟然被证实！连那空空的树心，还有树洞前两个烧草玩耍的小娃崽，似乎都依照我的想象各就各位。

　　我又怯怯地预测：老树后面可能有栋牛房，檐下有几堆牛粪，有一张锈了的犁或者耙。没想到我一旦走过去，它们果然清清晰晰地向我迎来！甚至那个歪歪的石臼，那臼底的泥沙和落叶，也似曾相识。

　　当然，我想象中的石臼里没有积水。但再细想一下，刚下过雨，屋檐水就不该流到那里去吗？于是凉气又从我的脚跟上升，直冲我的后脑。

　　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我没得过脑膜炎，没患过精神病，脑子还管用。那么眼前的一切也许是在电影里看过？听朋友们说过？或是曾在梦中相遇……我慌慌地回忆着。

　　更奇怪的是，山民们似乎都认识我。刚才我扎起裤脚探着石头过溪水时，一个汉子挑着两根扎成A字形的杉木从山上下来，见我脚下溜溜滑滑，就从路边瓜地里拔出一根树枝，远远地丢给我，莫名其妙地露出一口黄牙，笑了笑。

【“我”为发语词】看似高加林，实质是路遥的化身亦即第二自我。莫言两个小说和韩少功都用了“我”。这一人称，带有逼真感，且无不渗透着作者本人作为曾经的知青抑或进城当兵、就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内心中对这一蒲松龄式的鬼蜮空间的惊悚感。这种惊悚感糅合着某种对1942“到民间去”和1950年代开始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的反感。当然，更多地来自于他们身上的二元性——城市文明与乡村腌臜生活两种世界的碰撞所产生的错位体验：一方面是割舍不开的故土和方言，一方面是欲求逃离的魔域和沼泽。

196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大致不再使用这个开头，除了韩东模仿知青文体的《知青变形记》：我们是乘坐一辆牛车进村的。“进村体”大致截止于知青作家，之前包括五四作家和“土改”小说，大都会使用这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