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是老校长，毋庸置疑，我们的政治课学得最好，四十多个人，考100分的大概占百分之八十，剩余的99分、98分的少数分子，丢死人了。现在想来，这大概是有生以来唯一的100分吧。后来见了退休后的老校长，我紧握住他的双手，不断地向他表示感谢。老头还记得我的名字，说：“要不是百分制，我还想给你再加二十分哩。”“背的呱呱的”这激励话现在还挺刺激人的。可我现在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列宁说过，爱国主义……”这半句话。

初二老校长不上了，改为另一个民办教师。民办嘛，难免羞涩，说话结巴，唯字写得好。所以这年，大家的字写得有板有眼，进步不少。

初三政治课是历史老师改行过来的。字写得比前者更好，但与口才与长相相比，略逊风骚。这一年，人不知不觉开始长大了。

高一政治老师是女的，会打扮，刚毕业，一口大学语境带来的普通话，刚给我们拽了几天，就没信心了，因为普通高中的垃圾学生们从一开始瞪着俩傻乎乎的眼珠子看西洋镜变成了方言土语本有的劣质集体性审美疲劳。老师后来就干脆不讲了，只捧着各种小说坐在教室后面看，或出去浪漫、闲逛。大家伙也各自干各自的，反正高考又不考。我后来花费了很大工夫钻研《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之类的玩意，才将这门课补好。

高二及其后的老师，都同一个人，但他有口臭，臭不可闻；所以听不懂，也不问。谁敢问啊，即便他下来走一趟，那味儿也能捕捉到。不过他似乎毫无所知，依然有板有眼地溜达，顿顿磕磕地讲解。即便高考，他也携带着一股口臭，好几十里坐车去看看我们，看有无急需解答问题，甚至他还估了几道题——可惜，没蒙对一道。

呜呼！唯一的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老师，竟然依靠口臭而让我铭记终身，是不是也怪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