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同语言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 一旦暴力将语言当作主要靶子,会
发生什么? 也许我们应该从界定暴力的内在逻辑着手,然后再论述它同语
言的畸形杂交问题。莱维纳斯在收入论文集《艰难的自由》的一篇文章中指
出,暴力活动乃是“人们仿佛只有他们在独自进行的那种活动;仿佛宇宙的
其余一切只是为了接受这样的活动才存在; 因此,我们所忍受的从各方面来
 说不是合作者的所有活动, 同样也都是暴力的”。因此,暴力具有两种特
征。一方面,它从不折不扣的幻想,亦即从自以为超强和独立得足以独自决
定“宇宙其他一切”命运的那种意志假想中汲取养料。另一方面,它从来不
是一种真正的活动, 因为它阻碍他人重新适应活动和成为其联合行动者。
莱维纳斯也许想到了斯宾诺莎,提出自某一个人决定不再归属共同的活动
世界,而且像“一个帝国中的权威”一样认为他是自己的行为和动作的惟一

原因之时开始,暴力就在形成。这种主观决定显而易见是一种控制的决
定,它反对被理解为群体感的共同意见的必要性。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将他
人投进后果的世界,往往使他人变成一种永恒的牺牲品。在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小说《白痴》中,梅什金公爵出色地体现了永远“遭受”这类活动之害的
类似人物。但是,一旦意志与其自身固有的镜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度膨胀,
那么专制的个人最终将永远是把世界现实同他对自己偏见所给予的那种极
端信任混同起来。至少自心理治疗医生明科夫斯基的分析以来,我们清楚
地知道天然地伴随着偏见的那种自信越是不断扩大,直至近乎癫狂,暴力就
越是可能加剧。
                               强权与生存
     卡内蒂在追溯通过对于偏执狂的分析来理解暴力和强权的基本结构的
历史时,对于癫狂提出了与《精神病理学论》作者同样类型的看法。此书作
者明科夫斯基注意的是人的精神意识存在,而不是精神疾病的神经方面,强
调癫狂一般形成中的“谵妄性自信”的作用,发展了精神病理行为逻辑始终

依赖于一定量的绝对信念的观点。癫狂建立在一系列不可改变的显性事
例基础上,这些事例清楚地说明精神病群体在临床医生看来表现得比“正
常”人群体往往更为一致。卡内蒂以前德累斯顿参议院议长和迷信“神灵”
的大偏执狂施雷贝尔的病案作为模型,既说明了强权的“内在的方面”, 同时
又说明了其目的。由于他并不准确知道人们是怎样“获取”强权的,所以力
求了解强权所“追求”的东西。他从一个人坚信自己是人类在其间招致毁灭
的一场可怕灾难的惟一幸存者这个事例出发,指出强权所追求的仍是生存。
卡内蒂用一句异常简明的话来概括他的中心论点:“生存的状态乃是强权的

核心状态”。那么所谓“生存”在这里应作何解?
     问题在于生与死的某种特定关系, 由此推演出强权的立场。我们记得
弗洛伊德本人在喧嚣和疯狂的1915 年发表的《关于战争和死亡的现实思
考》一书中陈述了壕堑战正在使人类丢掉幻想,强迫他们接受新的死亡观。
不仅仅是“文明共同体”的神话和“世界公民”的幻想全部化为泡影,而且每
个人在内心深处还发现自己不可能再“否认”死亡。从今往后,“人们被迫相
信死亡”。诚然,卡内蒂几乎并不欣赏弗洛伊德,更不赞同其行话远离心理
实际的弗洛伊德门徒们。但是,他用“生存”一词来表达生与死的一种关
系,这种关系既“模糊”又有众口一词的否认作为标记。事实上,“幸存者”继
续否认死亡,因为他们不相信其个人的死亡。同样, “英雄”与“幸存者”类
同,因为他们需要面对死亡来使自己真正地感受到永生。死人越是堆积如
山,英雄的个人生存感越是得到证明。偏执狂癫狂的关键在于这种生存印
象的系统化。一旦偏执狂癫狂被推向极端,就会十分准确地同这样一种生
活表象相适应:除了超脱环境的泥污并依靠自己之外的大量死者换取的不
朽的生活方式,再也感受不到其他的东西。
     施雷贝尔的病案吸引着卡内蒂, 因为它同时为他提供了与绝对权力的
一个经验类比。极端权力同偏执狂一样,其特征乃是“不受伤害的需要”和

“生存的激情”。它摆脱了契约论的幻想,排除了传统上当作天生暴力状态
的最终解决的契约。用阿伦特的话来说,“阴暗时代”的新语境,原子弹事件
和民族主义的形形色色冲动给予了卡内蒂以启示,使他看到暴力和死亡是
与绝对权力共存的。他被事实本身引导到了悬崖峭壁的边缘,终于毫不犹
豫地指出施雷贝尔的病案乃是对于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一切独裁者的“确切
反驳”。
     希特勒像施雷贝尔一样,事实上有着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感受。对于希
 特勒来说,“死亡者的群体情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914 年战争的阵亡
者乃是他的阵亡者:“这是他的真正的群众”。可是,这“作为牺牲品被杀害
 的群众却要求着增长”。希特勒作为幸存者,必须始终忠于他们。希特勒
屈从于支配着群众———他幸免厕身其列———的“不断增长的幻觉”,最终选
择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加深过程中追求荣耀和强大。随着战争的扩
大,现在时的死亡者不断增添着过去时的死亡者。他们很快重新形成了只
有单一维度和进行着恶性循环的一个独立群体,希特勒的幸存感越发加强
了。

                                   受伤的语言

如果从个人绝对万能意志的假设出发来分析绝对权力的我向构成,那
么暴力是如何同语言language发生交叉的? 用莱维纳斯的话来说,我们能
否借助语言来“接受行动”? 要探讨这两点,对语言下一个功能性的最起码
的定义是必要的。如果遵循诸如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
以及邦弗尼斯特等语言学家的教导,应该将语言(langue) 同言语(parole
别开来。用乔姆斯基的术语来表述,语言的本义是提供一个“能力”,而言语
负责将这种“能力”加以实现和付诸行动,多少有点像肌肉赋予单纯的骨骼
以活力。言语则被界定为将能力转换成为“运用”的行为总和。同样通过言
语的具体维度可以重新上升到语言的抽象层面,而抽象层面实际上发挥着
某种超越一切语言经验的超验者的作用。所有的人都掌握语言,这标志着
集体的层面,但走向行为的过渡却主要取决于个人。就这一观点而言,语言
与言语之间的差异不仅使语言成为可能,而且语言同样允许每个人了解其
同类所说的东西。语言乃是言语的能力, 同样也是人类群体的宝库。
     一旦暴力干预语言,语言与言语之间的这种功能平衡是否能保持? 对
于这个问题,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因为暴力通过入侵语言,把矛头指向了语
言既作为言语的条件又作为常识的环境的本质。这样做的结果是它实施了
对于个人内心深处的控制。它企图搅乱每个人保持的同他们自己的集体基
本语言的关系。这正是阿伦特在断言她的母语即使在最苦难的时代也未曾

变成疯狂之时所预感到的。
  我们在维克多·克莱姆珀雷论述“LTI ”———即“第三帝国语言”Lingua
Tertii  Imperii) 的拉丁文缩写———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暴力与语言进行这种
罪恶勾当的杰出分析。克莱姆珀雷将生活经验和科学观察两个层面结合起
来,从其词汇所发生的变化出发,描述了一个民族———这里指的是20 世纪
30 年代及此后岁月里的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演变。他详细分析了一个
时代———同卡内蒂所说的“强权状态”恰相吻合———的各种语言学行为。他
作为语文学教授的经验促使他能够特别注意不自觉记忆的诸多现象,这些
现象比其他任何指示物更好地揭示一种受操纵的语言的摧毁性运作。在不
自觉记忆中,实际上是某种未知的语言在代替言语说话。人们怀疑这种未
知的语言是否仍然是德语。但是,围绕着被说出的每个词的“令人不安的古
怪”氛围,引导这个语文学家想到, 日常言语过于规则地放弃其自身,被不可【以下略】

【奥利维耶·勒莫《阴暗时代的语言：卡内蒂、克莱姆珀雷、本杰雅明》罗友译《第欧根尼》2002年第01期,罗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