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从文寻求知识、实现理想的路上，远不只是“入学无门、旁听有份”那样简单轻松，他付出的是比这沉重得多的代价。他是为着生命的独立，争取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而来北京的。可是，他的双脚一跨入北京，就立即面临经济来源断绝的巨大威胁。

    还在他来北京的路上，车过武汉时，从保靖军需处支取的２７块钱就已花光。亏得在车上遇见一位陆军部的小科长，攀谈中对方得知沈从文原为行伍中人，刚刚脱出军籍。大约是出于同类相怜，借给他１０块钱作路费（当然是不作沈从文归还打算的）。当他和姐夫田真一第一次见面后，摸摸身边，只剩下七块六毛钱。他竟大着胆子在北京住下来了。也许，最初他还寄望于陈渠珍提供资助，这希望到后却成了泡影。或者陈渠珍原先的承诺不过口头说说而已，或者是沈从文离开保靖后不久，陈渠珍自己就陷入了政治、财政方面的困境。其时，沈从文的大舅正在北京香山，帮助熊希龄筹划香山慈幼院的建设，但也没有能力给沈从文提供长期援助。最初两年半，沈从文就是在这种经济来源完全断绝、无望无助情形中度过的。冬天零下十多度的严寒，无论是在酉西会馆，还是在银闸胡同公寓，住处都没有火炉。一身单衣、两条棉被，就是沈从文的全部过冬之物。吃饭更成问题，常常在有一顿无一顿情形中，支持着最初阶段的学习。
    从今天看来，这简直是一个令人无法想像的奇迹！在这种情形下，坚持十天半月虽然也不容易，尚不难想像。可是，这种日子前后竟持续了两年半！他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１９８１年，当我在北京向沈从文问及这段往事时，就立即提出了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