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奥运到伦敦奥运

　　这又是一个4年，是体育界继续奋斗，走上更新的精彩人生之路的4年。很快，全国人民又要与体育健儿共享他们在伦敦创造的更新的成果，这多么幸福！

　　50多年前，我也和战友们，和全国人民多次体验这种幸福。然而，这4年来我以无法到球场、训练场观看比赛和训练了。在2008年8月初，北京奥运开幕的前一天，我已被医院确诊为直肠癌晚期，并肝转移，做了大手术。到现在，伦敦奥运会不久也要开幕了。这4年来，我不是在运动场，而是在医院，经历了19次化疗，大小手术15次，在北京、上海以及其他地区，大夫们为延续我的生命，努力为我治疗，付出了他们宝贵的心血，我从心里非常感激他们。我深知癌症这种病，除早起动手术外，世界上还没有非常有效的、非常好的治疗方法，但大夫们为挽救我的生命，把治疗癌症的许多药品，在我身上基本都用过了。4年下来，我的身体对这些药品已产生了抗体，在继续使用这些药，效果就不一定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仍去上海，那里的大夫们为我多次更换治疗方案，效果比较好。但我也略知，上海大夫们为我使用的介入靶向手术，每做一次就为下一次的手术增添了困难，即使这样，上海医院的大夫们，仍然在我肿瘤疯长的情况下，继续更换治疗方案，延续我的生命。

　　第一，得了这种病后，一定要正确处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我不希望医生对我和家属隐瞒病情。4年来，我极正常的和医生们讨论病情和治疗方案。虽然，大夫们实事求是的话语，对我有一定的压力，但我从不埋怨大夫们，对医生们提的正确意见，我有的接受，但有的我也拒绝。因为，自有病以来，许许多多的朋友、好心的人给我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治疗方案、介绍名医，这就使我对医疗方案的选择造成了困难，我的选择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所以，不是因为有些癌症病人痊愈了，就能证明所有的癌症病人都能痊愈，这可不一定。为什么世界上对恶性肿瘤仍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提出对大夫们过高、额外的要求，是必然的。总之，“对己严，对人宽”才能正确处理好医、患之间的关系。

　　第二，正确处理好生与死的关系。我这一生是大起大落，艰难坎坷多于顺利幸福。所以，我对生与死一直抱着极平淡的态度。2008年7月下旬，当大夫向我宣布，我患了直肠癌晚期并肝转移，并建议我马上做手术。手术后，大夫告知，最多也就有一年多的成活时间。然而，我已经创造了奇迹，超过了标准。今年5月底，北京大夫告诉我，我身体里的癌细胞疯长的比较厉害，肝脏里面两个大的肿瘤，已经到了7.5公分，还有不少小一点的，腹腔淋巴结转移，肺上的癌病灶也在扩大，病症已经到了第4期（共分5期，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我听后，心情很平静，过几日，我就赴南方治疗了。在治疗过程中，我仍学习大文学家、国学大师、楚辞大师文怀沙老《生与死的思索》的文章。每学一次，就有一次新的收获。请看，文老是这样写的：“劳我已生，息我已死，生不足喜，死不足悲，不必躲避躲不开的事物，用快乐的情怀，迎接新生和消逝。对于生命来说，死亡是个陈旧的游戏，对于个体而言，却是十分新鲜的事。”

　　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当得病后，医治有效时，我积极配合大夫们的治疗，我从心里感激他们。可是，总有医治无效的这一天，但病人又疼痛难忍，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非常痛苦。这时，能不能不要再做无谓、无可奈何的、痛苦的垂死挣扎，而是医生在病人及家属的共同要求下，在法律公正的监督下，使病人加速走向死亡的特殊处理。使病人有尊严的死去，我和北京、上海等地的医生们，也探讨过这些问题，他们一致回答，这是不允许的。这使我感到困惑，党中央不是提出来：以人为本吗？在这问题上，能不能够落实呢？我深知，处理这问题的复杂性，难度性，特殊性。但我也听人讲过，人在临死前，大多是不流眼泪的，哭的是别人，这说明死亡有活人所不知晓的快乐与平和。我的父母是信仰佛教的，是虔诚的佛教徒，佛教讲的是：生死观，生死轮回，而不讲人生观。我父亲、母亲在去世的时候，也都是非常平静的，因为他们坚信，如果死亡是黑暗的，黑暗后面必然是光明，这又有什么可怕呢？

　　我是个运动员，但也是个战士，只要活一天，我就战斗一天，有效的、乐观的去工作，让生命的日历闪烁出事业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