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抵心灵的困境叙述

——读吴佳骏散文集《在黄昏眺望黎明》

诸荣会

吴佳骏很年轻，而他竟然选择了散文这种似乎是“属于老年人的文体”来书写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并以此成功地切入了文坛和文学。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他的笔下，并没有大多年轻作家的轻逸和虚渺，多的是一些陷入了困境的生命。当我读完了他的新著《在黄昏眺望黎明》后，这种深陷困境的感受更加深刻——生活和心灵的双重困境。

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是他的故乡，故乡的人和事。他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在表现他故乡的沧桑和沦陷，以及生存在故乡的人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创伤。

在《被电影虚构的生活》一文中，村姑秋萍在八十年代为自己打出的爱情宣言是：“只要你带我去县城看一场电影，我就嫁给你做老婆。”在《河岸上洲荡的生灵》中，竟然还有“一次眺望，就葬送了一个花季少女的幸福”的事情真实地发生。

在《洋槐树上的钟声》中，吴佳骏去那所小学任教时已九十年代，但它敲响上课钟声的那口“‘钟’其实是一截钢管，钢管生了锈，轻轻一撞，铁锈就纷纷往下掉，那是时间褪下来的垢甲”；教室的“屋檐上的椽条，长期受雨水浸泡，已经腐朽。房顶上的瓦，经多次翻修，也已遮不住阳光。窗户呢，更是挡不住风的挑衅，胶纸一贴上去，疯狂的北风，就伸出它的利爪，将胶纸撕成碎片”；他每天教学只是“站在讲台上，用我微弱的气息，给孩子们送去温暖，帮助他们疗伤。在乡村学堂，求知是次要的，我得首先教会他们如何活下去，艰难地活下去”。

这一切，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似乎匪夷所思，如天方夜谭一般，但却是吴佳骏日日面对的真实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无疑成了他人生的困境，而之所以成其为困境，似乎全因为他走出过了大山；而他当初的走出大山，是时代给予他的机会与权利，因此，他的困境又不能不说也是时代造成了，因此，吴佳骏的困境实际上是时代与生活共同为他成就的一种宿命。

绝不要以为只是吴佳骏这样生性敏感的文人才会陷入心灵的困境，就是并不曾出过山的山民，也隐约觉得了从山外吹来的风似乎有点异样，连秋萍不也为她的爱情开出“只要你带我去县城看一场电影”的价码了吗？因为红尘之中真正的“飞地”是原本不存在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陷入困境的何尚不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连同这个时代本身。

既已陷入了困境，第一本能当然便是要突围。秋萍的突围的方式便是要人“带”她去县城看一场电影；《在重庆的码头上流浪或飞奔》中的Ｘ，则是不惜“挥起那把锋利的月牙刀，向他父亲砍去。那枚月牙，恰好落在X父亲的右胳膊上”；吴佳骏自己当然也选择了突围，他没法求人“带”，也没有Ｘ的一身的力气和胆量，有的只是手中的一支笔，当然还有一个文学的梦。最终，他们突围的方式各不相同，但突围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城市。

当吴佳骏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在重庆的码头上流浪或飞奔”时，中国的一座座城市与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一同正在进行着所谓的现代化，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在进行着一场走出困境的突围；而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切入城市的人们，在切入城市的同时又不能被城市切入，这一点在吴佳骏的文字中也是非常容易看出的。

从《一尾游走在县城边沿的鱼》到《记一个年届四十的朋友》，从《光亮唤醒沉睡的灵魂》到《在重庆的码头上流浪或飞奔》，从《穿过黑夜的身影》到《流浪在城市里的候鸟》到《从两路口到上清寺》，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个文学青年一路挣扎着正在触入一座城市的生活，更是他的文字正渐渐融入时代，人生正趋于完成一次重大突围的见证。

的确，吴佳骏们离真正完成突围只是“趋于”，因为一个更大的包围似乎又正在形成中。连当年与父亲不惜白刃相向的Ｘ也说：“我最对不住的是我父亲。我当时不该那么冲动……在城市里生活，少了亲人的存在，也是寂寞和孤独的。当你受伤的时候，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更没有一个愿意听你倾诉的人。”在《在黄昏眺望黎明》中吴佳骏写着：“故乡给我的感受总是这么庞杂，充满了苦难和泪水。无数次，我都试图将故乡遗忘。可我越是这么做，越是忘不掉。我原以为，告别乡村，就能告别过去，获得一种城市化的生活。但当真正来到城市后，我才发觉，自己作为农村人的特质是无法改变的。”他陷入的困境远不是生活的，而是心灵的，且是他——不，是他们，人生的宿命，也是他们生命的悖论：逃离又逃离不了。至此，我们也似乎不难理解，吴佳骏为什么选择散文来书写他的生活与人生，因为散文的叙述比之诗歌可以更具体细致，比之小说又少了一份曲折和矜持，它所有的叙述，原本就是一种困境中的救赎、救赎中的反思和反思后的痛悼。

这样的叙述，怎能不直抵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