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在场

——读吴佳骏散文集《掌纹》

李怡  李淑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00875）

    在温和到琐碎的“小女人散文”、宏阔而空洞的“文化散文”、传奇而奢侈的“记游散文”之后，我们的散文还能够奉献什么？最近两年有人提出“在场主义”散文，“在场”二字的确切中了某些创作的症结：有时候，神情恍惚的中国作家似乎并不“在场”！然而，作为理论的联想没有问题，难度在实践，“在场”究竟是什么？作为散文家，如何真正在场？这又是一个颇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吴佳骏的散文继续标示了“在场”的理想，然而，我觉得这里更重要的不是“理论”，而是他坚实的创作本身。

    在当下的散文写作者中，吴佳骏可谓是独特的。他以饱满而深浓的情感持续书写着他对故乡的叛逃和眷恋、对苦难的体味、对卑贱者的关注、对乡村与城市社会现实的思考、对亲情的珍视，以及他对命运的抗争和追探。在散文集《掌纹》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生活的在场者的姿态，质朴且细致地用他的文字表达了他所认知和感受到的生活的真相。吴佳骏的文字中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同时这种真诚里充满了因为对土地、生命的热爱和敬畏而产生的疼痛感。

    在这本集子的跋中，吴佳骏写道：“书取名《掌纹》。掌纹，是一个人血脉流动的方向和深度。我的一双手，从小沾满泥巴，很粗糙，纹路也很曲折。但恰是这些曲折的纹路，让我找到了身份上的认同。”吴佳骏的写作姿态是严肃的，他来自社会的底层，但他毫不掩饰自己贫苦的出身，并且，他懂得珍惜自已所拥有的记忆和成长经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种种途径得以进入城市，实现所谓的命运的转折。城市中优裕的生存条件以及“城市身份”所具有的标签性的价值涵义，让一些人决绝的与乡村告别。另外，在某种顽固的虚荣的驱使之下，很多人有意无意地选择了遗忘和回避自己的农村生活记忆，藉以保持“城市身份”的完整。在此种氛围里，吴佳骏却能坚持坦然而本真地面对自我，他只写“带着泥土和草腥的味道”的现实，写他所经历或亲见的“人的挣扎和温存”。他用《掌纹》中的文章，实现了对自我命运和疼痛的叙述，展示了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和忽略了的农村生活，同时，他还带着悲悯的情怀剖析了潜存在乡村世界内部的种种病症；对城市之于农民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从这一向度上说，吴佳骏的写作是深刻的。

    阅读《掌纹》时，从那些质朴、安静的文字中我最直接感受到的是一种隐忍的忧郁，以及吴佳骏的敏感和多思。《掌纹》的写作首先是指向作者自身的。吴佳骏一直在试图回忆和还原他成长的轨迹，在这一轨迹上有他对贫困的最初体察，有他对命运的反抗，更有他对生活意义的找寻。似乎从一开始他就有了孤独的生命气质，面对窘困的家境，看着父亲和母亲承担生活重压时的悲苦，遭受着别的孩子的歧视、嘲笑，他在少年时代就感到“内心的落寞沙滩般荒凉”，于是他时常一个人出去，“独对荒野，和自己战栗的灵魂”，或者坐在土丘上看那些黄昏中的飞鸟，或者躺在稻草堆上思索土地的沉默，或者走到河湾去凝视一架破败的水车。他写：“我的孤独保护了我的尊严。”吴佳骏很早就进入了对自己未来的遥望，并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独处的时光让一个生长在乡村的孩童逐渐变成他的村庄的观望者、局外者和悲叹者，他不甘心于重复祖辈父辈的命运，渴望摆脱贫瘠而无望的土地对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囚禁。他静默地注视着父母和乡邻们在田野里劳动时谦卑的背影，并在内心策划着对乡村的叛逃。在《掌纹》中他追问：“蓝天是鸟儿的天堂，土地是我父辈的天堂，而我的天堂将在哪里呢？”

    在记录自己的这一叛逃和离开时，吴佳骏始终将自己的内心和思考放置于叙述的现场，他不仅是在写自己对童年、对故乡的顽固记忆，更是把自己推回到曾经经历过的生活中去，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重新去判定他一直承受的痛苦——那也是他笔下的乡村所承受的痛苦。就像在《胎记的鸟巢》里他写：“五月里的一个下午，我看见一种伤痛正在填满我们家空乏的粮仓。”这种伤痛的情绪是自然流淌在他的文字中的，他不夸大它，也不做修饰。他尽可能本真地呈示了自己面对命运时的焦虑和躁动不安，也细节化的表达了自己试图打破宿命的欲望。行走在自己内心的旅途上，吴佳骏注重的是个人在特定时空中细微的情绪流动，他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并能够拨除生活惯性施加给记忆的遮障，去书写那些苦难和挣扎背后的实实在在的爱，温情，以及眷恋。

    吴佳骏用很多篇作品，如《掌纹》、《飘逝的歌谣》、《父亲的疼痛与乡愁》、《图腾的澡盆》、《姐姐的地平线》、《背篓谣》等，深情地记述了他的父亲、母亲和姐姐。即使乡村给了他太多伤痛的记忆，即使他的家庭经历了太多悲哀的、充斥着饥饿的岁月，吴佳骏依然执着的在苦涩的现实中寻找一个温存的世界，寻找一盏可以照亮他心灵的灯盏。他找到了，那就是家，是母亲额头的皱纹和疲惫的笑容，是父亲醉酒后模糊的表情，是姐姐脸上压抑的忧伤和她内心尖锐的疼痛。吴佳骏的散文语言里有一种叙事性的特质，他以一种看似平静实则情感汹涌的笔调叙述着父亲、母亲和姐姐的人生——他们如何顽强地经营着一个在风雨里飘摇的家庭，如何在贫穷的生活中相扶相伴，如何默默的承受生命的沉重和循环。值得说明的是，吴佳骏的情感底蕴是复杂而丰富的，在展开这种叙述时，他的文字中又有着贯穿始末的温暖且向上的力量：就算生活本身是艰难的，他却怀着感恩的心，用自己的写作建构了一种本质上的绝对幸福。

    离开故乡之后，面对着城市的繁华和冷漠，对于家、对于乡村，吴佳骏有了更深层次的关照和思考，他的灵魂也开始了对故乡的回归。当然这种回归是艰难的，就像他在《掌纹》的结尾时写的一样：“母亲额头的皱纹越深，我流浪的命运就越坎坷；命运越坎坷，心就越疼痛；心越疼痛，我就越找不到回家的路。”不过他还是从童年的记忆中，“找到了体内血液流动的方向，以及生命的源头。”他坚定地认为，“我是一个乡坝里的孩子”，“我的生命是属于故乡的。”吴佳骏选择了用文学的方式记录着那片生养他的、破败而又多情的土地，以及在那片土地上重复发生着的悲喜。在《河流的秘密》里，他说：“写作唤醒了我的整个春天，同时也撕扯着我猩红的血液。”因为《掌纹》这部散文集是“与广大的底层的牛，站在平等的地平线上写成的。”因为他坚持“文学，不止是用艺术的标准来检验，也要用人类的良知来检验。”所以他的写作不可能轻松，更不可能加入消闲的娱乐。

    于是我们看到，站在生活和生命现场写作的吴佳骏，带着自己的诘问展开了对现实的乡村世界的全面描绘：医疗设施落后的乡村诊所、在诊所里坐成一个守庙人的乡村医生、简陋且匮乏的教育资源、外出打工致伤致残的老病汉、在砖窑塌方时死去的懂事又坚强的小女孩、孤独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把活着看作是一笔债的叔婆、因犯强奸罪而被捕入狱的元庆……从人到事到景，吴佳骏所注视的乡村都是破碎而忧郁的。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更由于乡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贫困，大批的农民选择了离开家园奔向城市，“村子快不像村子了，地荒得像草坪。跑得动的人，都朝城市跑。跑不动的人，就留在村子里，与那些孤独的牲畜说话。”而城市，这个“农村人追求梦想的伊甸园——幸福与悲伤交融的地方，”又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这些满怀期待的寻梦者呢？面对这一切，吴佳骏是痛苦的，他长久的游走在自己写作的现场（他熟知并深爱的乡村），观察、困惑、苦苦思索；他渴望用文字去担当起什么，去救赎那些“痛苦灵魂的担当者”。

    在《掌纹》的自序中吴佳骏指出：“一个优秀的作家，必定心怀苍生，不附庸体制，不寄生强权。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都闪现着人性的光辉，能够真切看到其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那精神的光芒和生命的温度。”可以说，他的写作是努力践行着他的这一论述的。2008年，曾有人提出“在场散文”的概念和理论，我们不知道吴佳骏是否赞成这一概念的提出，或者他根本就不曾接受过甚至不一定同意“在场主义”的宣言，（有关理论曾经在《红岩》发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散文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某种“人生在场”、“生命在场”的方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