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意外收到《文学教育》（2009年11期上）样刊，当期全文转载了拙作《背篓谣》，并配有一篇席星荃的批评文章，批评态度是认真的，批评刀锋是犀利的，感谢席老先生的严肃话语。谨记之。

新芽如何从岩石下钻出

         评吴佳骏的《背篓谣》

席星荃

   《背篓谣》是一篇好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某种极致，一种中国散文传统观念运用的极致。它以背篓为线索，同时也以背篓为象征，写出了母亲艰难沉重的生存挣扎和顽强不息的意志力量。细节鲜活感人，语言充满哲理，时见生动独特的乡村场景。极限也是极致，但是这种极致也正是一种需要反省的极致，因为它是某种已然的极致，是人们熟悉的标准的极致，或者，换个说法，是某种模式的极致。而即使是极致，也由于其属于旧有的已然的形式这个性质，使它在审美感受上，不能让人享受到别样的新鲜的艺术冲击，甚至有点隐隐的倦怠。

    在散文创作界这个问题相当普遍。许多人对当前的散文不满意，也许这就是原因之一。就这篇作品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整体构思。如上所述，这篇作品以背篓为线索，窜连起有关的细节和场景，以表达一个集中主题。背篓又作为一个象征，使文章有了一点托物言志的影子。这样的写法是一种贯场的写法。当然，常用手法也不是不能用。只是，如果从艺术创新的角度来要求，读者的不满足当然也有正当的理由了。问题是，这篇作品运用得过于工巧，以致于使人觉察着隐隐的牵强和穿凿，甚至出现了一点自相矛盾。那支贯穿全文的童谣，它歌颂赞美了背篓，说他像玉缸，装着月亮，装着童年的梦想，而且由母亲的口唱出，作者对它充满深情。可是，后来作者却说“我一直试图摆脱背篓的重压”，“没想到，我摆脱了一个背篓，背篓却变了一种形式，压在我的身上。”接下来，又说“我”到城里谋生，“那支童谣，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乐章。在我孤独失意时，乐章就会奏响，给我抚慰和力量，勇气和希望。”背篓又变成美好的象征了。此处称颂其美，彼处又说它是重压，何以会发生这样的矛盾呢？我想这源自作者赋予了背篓双重象征，而没有意识到其间的和谐。其实，象征也好，隐喻也罢，在一篇之内最好始终如一。过度使用甚至滥用效果必不佳。

    我更想说的是这篇文章的语言。

    我所说的这篇作品遵循的已然形式，从其语言上看得更清楚。散文的语言有记叙性、描写性、抒情性和议论性包括感叹性等类别，而最能表现作者个性风格的是抒情性和议论性包括感叹语言。这篇散文当然有不少精彩的语句，“落日下，我看见一颗颗受累的灵魂，像故乡一样脆弱。”“歌声跟随晚风，传遍山川和旷野，飘向时间和永恒。一种消失的力量，重新在我们心里复活了。”但是，缺乏节制的抒情和议论也不少。比如，在雨后的泥泞上，“我踩着母亲的脚印，一步步试着朝前走。我的脚印印在母亲的脚印上，母亲的脚印引领着我的脚印”，这已经够了，作者却不肯打住，接着说：“像一个个路标，又似一串生命的印痕。”又是“路标”，又是“印痕”，而且，“生命”，不仅有了夸张之嫌，而且是进入熟烂套语之列的隐喻性词语。这其实是一个含蓄的问题。什么是含蓄？含蓄之一种就是少说或不说。如果从内容方面看，就是一个内容选择即说什么的问题。不如这段话：“母亲也没有被她肩上的重负压垮——她一生都在与肩上的背篓抗争，与命运抗争。最终，她获得了火焰和阳光，成了我们家的脊梁，一个村庄的脊梁。”我觉得有第一句就可以了，没有被压垮就是抗争的结果，后面的“抗争”云云就不必说了。至于“火焰”“阳光”虽然听起来境界颇大，且给人空洞玄虚的印象；而“一个村庄的脊梁”是什么意思？“脊梁”已是一个使用得十分光滑、失掉色泽的隐喻，在此重复使用，即使不使人乏味，也不能增添亮色。

     这里也涉及到所谓哲理性语言。我们的散文传统常常强调哲理，而哲理的表达又常常以高度凝练的语句“点睛”。这不是不好，问题同样是多了滥了不好。“我人生的来路，还得在母亲的脚印里去寻找”，“母亲是故乡的缩影”等等，文中这类语言相当多，似也有一个度和量的把握问题。艺术里存在着许多已然，许多或然，和许多未然。如果说已然的传统或观念是一块巍峨之石，那么，艺术的新芽如何从岩石之下萌发和生长，这是个永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