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错

    试错，说白了就是尝试错误。试错，首先是个哲学概念，其次是个方法问题，是用来解决问题、获取正确认识和知识的常见方法。所谓试错是指“一种通过尝试各式各样的方法或理论，直到错误被充分地减少或杜绝，从而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或令人满意的结果的方法”。科学技术试验、社会实验都具有试错的性质。也要记住“人类最美好的往往是错误”，成功是不断试错的结果。

    石油、天然气形成于地下几千米的深处，经历了数百万年甚至几亿年的演化历史，不同的地质环境，导致石油、天然气的物理性质不同，进而勘探开采难度也不同。石油勘探和开采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具“隐蔽性”，人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看不见地下的石油、天然气存在于岩石中的现状，而人们肉眼看见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从地下几千米通过钻探工具取到地面上的岩石，石油称之为“岩心”，另一样东西就是采出到地面的石油和天然气，其他肉眼都是看不见的。

    石油和天然气的初期勘探，在资料稀缺不全的情况下，很难准确地在一个新的盆地或地区打好或打成功第一口初探井，实际上大多数初期的探井最后都被证明是“落空井”或者说是“干井”。许多情况下新的区域初期探井的失利，往往还会导致丧失发现一个潜在大油田或大气田的机会。勘探就是探索，探索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性，大部分是失败的可能性大于成功的可能性。

    石油和天然气初期勘探，很多情况下，前一批探井失利，经过一二十年或三四十年等待，后一批探井又奇迹般的找到了油气；一家石油公司放弃了的勘探区块，而另一家石油公司在其原地又有了重大发现，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情况往往是很难奢望的，即是现在高清晰度、高精度的三维地震也难免不出现失利或失败，只有到了油气田开发后期，大量资料的占有和针对性技术的使用，才使得钻井的精确度提高成为可能。

    一般地讲，石油勘探和开采具有四大特点，即高风险、高投入（成本）、高技术、高回报。人们往往津津乐道高回报，但是，殊不知只有做到了高投入，规避了高风险，采用了高技术，才有可能做到高回报，这是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程序。为此，采用试错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石油业界常说的“风险勘探”，就是真正意义上运用试错的方式。

    所谓“风险勘探”，就是对勘探的目标拿不准，没有十足的把握，虽然有一定科学依据，但依据不是那么十分的准确，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想放弃勘探目标，只有采取“风险勘探”，大胆试错，就是最上乘的选择。“风险勘探”之所以被运用，还在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虽然已掌握了部分勘探依据，但还是不够清晰完整地把握勘探对象。此时，不能等到勘探（事物）的本质条件全部自动呈现之时，才进行勘探，那就不是勘探，应当积极地创造条件，应用人们的直觉和专业想象，积极地进行试错，使之尽快出勘探成果，以期发现大的勘探成果。   

    试错往往与创造性思维紧密相联系。风险勘探追求的目标，是根据不确定的勘探目标，经过风险勘探消除目标误差，探索具有黑箱性质的勘探对象，即目标。这种类似试错的勘探方法，在人们的行为中则是自觉的、专业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又是纯粹的直觉的经验方法。应用试错通过间断地或连续地改变黑箱式的勘探对象的目标参数，再通过多次或多个过程的调整，寻求正确的勘探对象目标。 

    实际上风险勘探，不论是成功与失败，都是试错，从本质上讲都趋近目标的实现，趋近目标的信息传递接近实际。为什么说勘探没有“失败”，可能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目前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特别是煤层气、页岩气等，应理智和冷静的采用试错的方法，不要渴望“一井成功”，应总结鄂尔多斯盆地低渗透（现在他们叫做致密油、致密气）油气勘探开发的做法，积极地“试错—试错—再试错”，即“实践—实践—再实践”。问题的关键在于决策者，在于实际行动，在于有效的投入，在于关键技术的突破并成为大众技术，低成本技术。

    试错这一“没办法的办法”（实际就是办法），应运最好的大师莫过于邓小平。中国最伟大的试错实践活动，莫过于中国30多年成功改革的实践。中国崛起与其说应归功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到不如说应归功于邓小平对“试错”的活灵活现的应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前苏联碎片化，撒切尔、里根的改革将“国家变成公司”或“公司变成国家”，贫穷落后的发展国家改革是制造了动乱。邓小平的改革，聪明在于保持了国家强大调节的“势能”，在毛泽东的基础上颠覆创新，应用“试错”的方法，利用制度中最大的“优势部分”，视“市场”为工具，并为其所用，推行中国式的渐进“增量改革”。实践证明，这无疑比戈尔巴乔夫、撒切尔、里根改革高明的多。

    邓小平改革理论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改革具有试错的性质。邓小平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投石问路”，“走一步看一步”。而“投石问路”，就是以试错的方式摸索前进。这种做法符合“撞击反射”的原则，即投石，撞击看不见的东西，但被撞击物体会发出声音，再根据声音，判断下步如何行动，当有了基本的条件，即至少是撞击返回的声音，提供了行动的最大安全系数。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式的改革。

    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暗含着“政治演化理论揭示的试错式改革逻辑”。这种改革与激进式改革比较，试错式改革是渐进的，即是决策出现失误，其“逆转成本也较低”，即是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退回来再做调正，选择余地也大，也比较容易，也接近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常出现的自然逻辑，即“先验原则”。而“先验原则”就是运用试错与经验，寻求正确的路径。这种看似“愚笨”，实际是最聪明的做法，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识与理性设计，而是各种实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激进式改革，事先设计了目标和模式（肯定是主观理念设计），套用别人或别国的做法（未结合本国实际），急于求成，一旦出现问题，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没有回旋的余地，旧的机器已经失灵（休克），新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只能是以巨大的代价而收场。

   中国有关机构研究认为：邓小平的独特在于其非意识形态的学习态度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邓小平的模式下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融合”，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优势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优势奇妙的结合起来，让世界不再能以简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线，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融合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贡献了一个“北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