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时代：“年代称谓”下的一次诗学挣扎

原散羊

    “而立之谎：‘文革后’实力诗人作品展”是诗人喑篱为《创新诗刊》组的一期诗稿，集结了14位进入而立之年的诗人的139首诗。喑篱在卷首中提出“‘文革后’实力诗人”是稍微比“80后”科学点的诗学定位。可见这个提法还是与作者的“出生”这一人的生理时序来考量某一群体的诗学症候，而不是以“出名”这一社会（本体）时序来勘合当下诗学的离散。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诗学背景，那就是1980年代注定是一个伟大的年代，她孕育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现代性”，连在这一年代里出生玩文字的孩子们，都让古往今来的作家第一次有了“年代称谓”而不是“朝代称谓”，“唐代诗人”遇到了“80后诗人”。此后，文坛以代际为理论符号的“出生论”流行起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关乎文学本体的“出身论”。喑篱似乎也觉得“文革后”这一提法有点偏狭，遂进一步指出，“它并非实指而立之年，而更多指代一个背负时代色彩的青年专注状态。”喑篱很审慎，没有继续说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而立时代”，试图用“青年专注状态”掩盖自己的小小野观点。笔者就以“青年专注状态”来考量喑篱所选之诗。
    生于1980年的阿斐的《最伟大的诗》非常贴切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诗中不知所云“我”让在电话那边的女儿天真地笑了，而“我”则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值得让你喊他爸爸的男人”，“他早已腐朽，变质，像一名逝者”。一个刚刚而立之年的诗人写下这样诗句，没有朝气以蓬勃，没有坦诚以面对，有的只是对自己无尽的谴责和怀疑，是我们自己丧失了生命的欢愉能力吗？是我们没有了面对生存的勇气吗？还是我们对于时代而言本身就是一个个错误的黑洞，不仅不能独善其身，还在亲手毁灭着一些美好的事物。作为同到而立之年的我，深刻体味到那种噬骨之痛，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病痛，是生命无尽繁复可能与急速坠地之间转瞬交互的高度紧张，是异于以往的生命中不可承受的生存之重。但即使是这样，“他还要与你分享他用毕生心血写就的一首诗/他会说那首诗就是你，我的女儿/他会说得泪流满面，振振有辞”。虽然我们没有在诗歌中见到一个应有的阳光青年，还好，他让我们意识到了我们还没有达到什么，我们还要做些什么。
    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步履轻盈/而优雅”的施施然，并不一味做一个“夕阳中的诗人”——用女权话语来说就是“第二性”的女诗人。在《夜莺》中，施施然似乎在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去写女性的独特体验，夜莺“修长的双腿/刺探着被子下的隐情/这是多么簇新的/体验”，“我感到意识的飓风正掀起/身上紧闭的鳞片”。这样的诗句因清除了男性话语的污垢而显得鲜艳坦诚，激发了我们对于她者世界的想象。每个活在这个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命体验，这些体验不是秩序人性所辖的道德感所能祛除的，它存在着，有时仅仅是让我们有些耻感。这耻感来自文明对于我们的定义，所以在这一编码之内的夜莺也抗拒着，“不要这样，交付自己，我还爱着/就像一株水莲还爱着阳光”。夜莺在“第二性”中体味到了生存所带来的耻感，在“第一性”中却感受到生命的神奇，这两套体验密码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尴尬境地。“夜莺错位的鸣叫”，最终“蓝色的电流滚过指尖，我的身体/正慢慢浮起——”夜莺在诗中两性错位又合一，成为我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时代赋予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能力，施施然得到了。
    我不知道这样的诗歌算不算是对“而立时代”的种种“专注状态”，喑篱一个“谎”字道出了他对此的怀疑，也道出了很多人对此的怀疑。在一群诗人中寻找共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有可能我们找到的不是他们在同一时代背景之下的或同一或斑驳陆离的诗学诉求，而是他们历久弥坚的脆弱和回顾自己时不愿承认的“而立之谎”。无论此次大展效果如何，我们都可以把喑篱的想法和做法看作是“而立时代”在“年代称谓”下的一次诗学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