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和孩子一起跑步的时候，我对他说，高考开始改革了。孩子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平淡地“噢”了一声。

　　他的平淡，主要是我平时就教育改革谈得比较多，有意无意在意识方面作了些铺垫，已经不再使他太好奇；而他的“侧头”，说明他对改革的方向有了理解意义上的认同，并有了一定的目标感。－－这，也是我想要的。

　　我们平常的教育，讲得多的是学习态度。如何培养孩子好的学习态度，是成长教育最基本的任务，同时也是最困难的。困难之处就在于方向的确立，即为何学习、学为何用。

　　学校教育，往往在感性上把这一任务提到相当高的高度，如我第一次参加家长会，看到教室墙壁上醒目写着“伟人之所以伟人，是因为立志做一个伟人”，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惊讶，三十年前的教化，隐隐约约在重演，随后是脊背略感一股凉气，对学校教育开始有了忧虑，因为伟人的定义及其理解，需要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基础，对于十岁左右的孩子，又哪里来这些基础呢，没有三观作为基础，以伟人作为方向或者目标，容易将人神化并导致行为主义化－－成长的飘渺便由此而来。而中国社会的历史及其现状，决定着学校教育以应试为目的，也就是讲，教育无可奈何地被物化，功利也由此而来。于是学校教育容易在“飘渺+功利”中摇摆，这样的教育塑造出的会是什么，不用描述谁都知道的，因为大家正在感受并痛恨困惑着，并由此成了民族之殇、未来之重。

　　也正是这些沉重，就有了改革，就有了教育方向重新确立的必要。

　　事实上，周济的无果而终以及袁贵仁的危中受命，无不影射教育的持重以及当政者的决心。

　　教育向何处去，即为国家何处去。如此说，对于教育改革及其方向，教育者要保持清醒，也唯有清醒，才可以谈“培养孩子们好的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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