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的得与失

——读于卓的长篇小说《挂职干部》

刘元举

    “装在裤兜里的手机振动了，郭梓沁大腿根儿一麻，侧身掏出手机。进来的这条短信息，是洪上县县委书记任国田发来的，问郭梓沁会开得怎么样了，郭梓沁回复……”

    就这样开篇？就这种写法？没有悬疑没有经典式哲理式，也没有婉约式的缠绵诗意，更没有“许多年以后，”那个马尔克斯式的开篇。要知道，这样的“许多年以后”式开卷口吻，影响了多少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甚至可以说，令中国的一些小说家走了许多捷径，也走了许多弯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叙述误区，如果认真盘点这种误区的后果，恐怕非三言两语所及，也不是本文的题旨。我只想说的是一种感慨：于卓，你这小子可真够实惠，你写小说一点不修饰，不换衣着就这么大摇大摆粉墨登场？！

    接下来写的是两个处级干部的命运。都被安排到下面挂职锻炼，都想表现出自己的能力魅力，从中获取升迁的机会。这样的故事立意其实很平淡的，生活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如果与那些写战争中的战友间的故事，生生死死，人性的深层东西相比，这样平和日子的平和故事，显然对于阅读有着无法回避的障性。这样的书一捧起来，普通读者会引起阅读兴趣吗？我不能不为他的小说担心。

    再接下来，作者仍然写的平实。两个挂职干部从不同角度展开人生轨迹，郭梓沁这边着墨开始稍多点，从工作精明会玩权术玩人际关系，走上层路线，到家庭关系，他对于妻子的忍耐等，一个人在工作生活中的形象，渐渐显露出来。随后，肖明川的着笔也渐多起来。可以说两个主人公笔墨平分秋色。写着写着，作者还要将他们弄到一堆儿去写。他们对于现代生活洗桑拿的不同态度与做法，对待女人的不同态度，一如对待工作的不同一样。作者努力在写他们两者的不同。作者不仅着力刻画肖协调，而且，他的司机刘海涛也写得生动传神，这对于烘托肖明川正直朴素的工作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卓的这部小说应归类于官场小说。两个小官，成长中的小官，从几品升到几品我不清楚。在当今腐败官场小说走俏的市场上，这部长篇小说并不那么显眼地挂起晃子。仅从书的封皮看去，一个牛皮档案袋子，装订处的两个圆钉用红色，一条细线逼真地锁链。够素面朝天的了。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或者说稍有阅历的人谁敢小觑这个小小袋子？这里装着命运和人生的。

    他着墨多的官员顶大的是个局长：韩局长，我们那里通常简称“韩局”。郭梓沁与肖明川，两个小处长的政治前途。一部官场经，升迁图，官写得太小，吸引人的程度就会相对淡些，比起那些省委书记、市长省长什么的官场秘诀来，似乎要轻淡了。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部官场经却是有道行的。阎真的《沧浪之水》曾被评论家喻作将官场天机捅了个“窟窿”，那么，于卓将官场的天机怎么捅的呢？他并不热衷官场什么天机，他看重的是人性与友谊的力量。人性本真的东西如何形同水土流失。

两个竞争对手间的恩恩怨怨，构成了一波三折的故事，他们之间的对话，和他们之间选取的人生态度，是那样的鲜明，值得回味。他们是对头，更是朋友。郭梓沁头脑更灵活，更会走上层路线，也更精通于官场潜规则，结果到头来，他的经济问题东窗事发，断送了他的仕途。而肖明川这个朴实认真工作的处长，凭着一腔真诚，却赢得了升迁的机会。这种悖论，也是构成小说基因的原素。

    世界的花梢，文坛的花梢，已经使现代作家无法素朴下去了，然而，人的本性也是固执的，正是这种固执的本色，令于卓找到异于他人的叙述风格和小说视角。他以平实的语言去津津乐道于讲述什么挂职干部下乡，什么跟乡下支书赖子之类的打交道，这样的故事，他不管你爱听与否，他讲得那么专注真诚，他只管将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理解、自己的人生观通过人物逐一展示开来。这都是他的所得。

    然而，如果与我近期读过的那些世界级获诺贝尔奖的作家作品相比，诸如库切的《耻》，叶利内克《钢琴教师》，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等，我感觉于卓的素朴还显得粗疏，还显得缺乏一些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尽管他的小说里，在平实的外表下已经有了闪光的金子，比如写到了郭梓沁那个替人家送礼的彩罐，被他换了个假的打碎了，留下了真正的宝贝，却又一次在救人时被打碎，这是象征，也是诗意的暗示，颇耐人寻味。还有，写肖与郭推心置腹的那段对话也很是精彩，肖明川问郭梓沁在冲下去救他时想到了什么，郭的回答真实感人，作者也于不动声色中写出了波澜壮阔的人生等。但是，这点闪光对于一部长篇小说也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更广阔更丰厚的人生体验与文化历史背景。我们现代的小说相对平面化滑行俱多，而更深的如同帕慕克的营造一座博物馆式的长篇小说，显然要单薄许多。这并不是靠素朴与真诚所能解决的问题，甚至也是所谓素朴与真诚的疾患。

    于卓的《挂职干部》有得有失。而得失皆因素朴和真诚。

                                      2007年6月7日于南国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