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 刘鹏）
袁廷梼（1762-1809），后更名廷寿。字又恺（凯），又字寿阶（亦写作授阶、绶阶、寿皆等）。江苏吴县（今苏州西南部）人。清乾嘉间苏州著名藏书家，与黄丕烈、顾之逵、周锡瓒并称“藏书四友”。
袁氏生前，藏书之名颇盛，然其身后之寥落，与同为“四友”的顾之逵、周锡瓒相较，亦仅稍胜而已。其中缘由，一则因家道递衰，中年谋食江浙，无力刊印家藏书目[1]
，以传名后世；二则因天不假年，年未五十而殁，未克将半生见闻，撰成题跋、书志，以垂之永久。此亦学者、藏家千古同悲同慨之常，故本节拟据各类传世文献，就其家世、姓字、年齿、交游、学行诸端为前人所略者，一一考订发覆，以褒大其人，彰明其事，并使古贤之所钟所痛，为今人所感所知，是所愿者。又袁廷梼出身之袁氏，为吴中世族，其兴衰亦颇具典型，故一并论之。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已花甲，却仅有一子袁廷槱的袁永涵纳十九岁的韩氏为妾；一年多后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月十四日[2]，韩氏为他生下了次子袁廷梼。此时，袁永涵已经六十二岁。
在论述袁廷梼其人其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与他的名字有关的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其他人身上，并不常见。
袁廷梼的名字该如何念？这是第一个疑问。
袁氏名字中的“梼”字有三音，一作“chóu”，有“刚（坚硬）木”之意（《广韵》《集韵》）；一作“táo”，有“断木”之意（《说文》），常用于“梼杌”（恶兽、恶人、楚国史书名）、“梼昧”（愚昧）；一作“dào”，有“棺木”之意。从文义的褒贬上来看，“梼”字自然是该念作“chóu”，取“刚木”之意。同时，其兄名袁廷槱，“槱”字读如“yǒu”，有“积聚（木柴燃烧）”之意，《诗·大雅·棫朴》云：“芃芃棫朴，薪之槱之。”兄弟之名同韵，也可为一佐证。
袁廷梼初字又恺，“又恺”义从何来，这是第二个疑问。
据《说文》，恺有“乐也”“康也”之意，名、字间的关系（相近、相反）不明。注意到其兄廷槱字启蕃，蕃有“繁茂”之意，笔者猜度，如果说“启蕃”有长子带来家族繁荣茂盛之意，“又恺”则或有再次带给家庭康乐的欣喜。
袁廷梼何以改名“袁廷寿”？改名时间在何时？这是第三、第四个疑问。
袁廷梼改名之因不详，但可以想象，如非特殊原因，决难轻改。盖因袁氏之兄及诸从兄弟，皆以“廷”加木旁字为名。据《吴门袁氏家谱》，有廷权、廷栋、廷桢、廷植、廷楑、廷模、廷杏、廷杞、廷标、廷枫、廷楷、廷梗、廷杰、廷槱等等。笔者推测，其改名，或者受易学及其衍生之姓名学中五行之理的影响，这类改名之举，在古代亦颇为常见[3]。
至于改名时间，据笔者所撰袁氏年谱（草稿）排比，可见其端倪：自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正月初一日，袁序《吴门袁氏家谱》，自署“十六世孙廷梼谨序”起，至嘉庆八年（1803）五月，为黄丕烈题《唐女郎鱼玄机图》（国8713），署袁廷梼，十余年间，多作“廷梼”，而绝少作“廷寿”者[4]。
至嘉庆九年（1804）夏，李福诗题称“袁寿阶廷梼”[5]，而彭兆荪《扬州郡斋杂诗二十五首》第十九首咏袁氏，诗注云：“袁寿阶廷寿卜筑枫溪，鉴别文史，极朋簪觞咏之胜。今亦槖笔康山，依人憔悴矣。”[6]已露改名之迹。嘉庆十年（1805）九月，黄丕烈刻《百宋一廛赋注》中，有“有《周礼》一官，《春秋》泰半，怃许剑之待悬，怅籯金之莫换”句，黄注云：“（《春秋经传集解》）同县袁廷寿寿皆甫亦有残本。”因《赋注》为荛翁手写上板，故袁氏更名，至此可确定无疑。
此外，国图藏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水经注笺》四十卷存十六卷（国2537）有嘉庆十年九至十月袁跋多则[7]，颇可注意（以下选录）：
廿四日以钞本校九卷十卷。绶阶。（卷十后）
九月廿五日以钞本校十一至十三卷。又恺。（卷十三后）
十月初四日灯下，以钞本校卅六至卅八卷。五砚主人。（卷三十八后）
初五日灯下，以抄本校卅九、四十卷毕。廷梼。（卷四十后）
此书涧薲得于扬州，今归与我。乙丑九月望廷寿记。（卷四十后）
由上跋可知，袁氏亲署名字，时而“廷梼”，时而“廷寿”，或者是名字新改，尚未成习之证据。又嘉庆十年春，袁廷梼跋清康熙六十一年陈师曾刻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国图15049），亦署“袁廷寿”。
而嘉庆十年之后，袁廷寿之名则时有所见。清光绪刻本方浚颐《梦园书画录》卷二十二《姚姬传楷书金刚经册》载嘉庆十二年（1807）春“平江袁廷寿题”跋语。又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王芑孙跋《绍熙云间志》，亦云“会吾乡袁君廷寿家遗书大出，先后得其数十种以去”。
综上可知，约嘉庆九年后，“廷寿”之名方始启用，然似未远播，袁氏藏印中绝无“廷寿”印，后人更多不晓。民国重刻《家谱》八卷，谱名均作“廷梼”，且于《长房支谱表》中袁氏名下，未及其更名之事，更可证其更名，多半出于某种改运或增寿的目的，故不欲张大其事。
又袁廷梼更名与添字之事，并非同时。大抵乾隆五十九年前，称“又恺”者为多；五十九年后，称“绶阶”者为多（亦有同音混称授阶、寿阶者），称“寿皆”者较少。但新旧字并行不悖，友朋亦随各自习惯，照呼未改。《家谱·长房支谱表》称“字又恺，一字缓（按为绶字之误）阶”，前引嘉庆十年《水经注笺》跋中“绶阶”“又恺”并用，亦是一例。
（一）迁居吴门
袁氏祖先，虽以汝南为郡望，但“宋以上谱牒沦亡，世系莫可考”（《吴门袁氏家谱》卷一袁廷梼所撰《凡例》）[8]，故仅可追溯至元代的袁宁一，即《家谱》卷五中所称的“一世祖”：
先世汝南，从宋南迁，元至元中以荐徵，官海道万户，授太中大夫，赐金虎符，驻
节平江，赐第郡城之闻德坊。专司岁输督理粮储，巡视海运。兵民爱戴，颇著声绩，与宋通先后齐名。卒于官，享年五十有七。配吕氏，子孙遂家吴中。
袁宁一生平，仅见诸《家谱》。从谱文记载来看，其已跻身中上级武官之列，并驻节平江，赐第吴郡，在地方上显赫一时。可以说为从外地迁入，在吴地毫无根基的袁氏家族的绵延，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然而，从家谱记载来看，袁氏子孙自袁宁一身后，不仅未承继其从戎经历，甚至便有衰落之势。宁一长子袁英，入赘城中章氏。元末遭乱，袁英遁迹山中，躬耕自给。其子袁福实，也初从母姓章。宁一第二子袁彻，洪武初（约1368）以贤良荐，授湖广布政司经历，其后无考。或者袁宁一去世之时，其二子年纪尚幼，族众未丰，祖荫固无法承庇，家道亦不免中落。同时，苏州在元末为张士诚所据，在朱（元璋）、张之战后残破，文士、富贾被迫迁徙，明初又被课以重税，这大约是袁氏家族忽尔衰微的时代因素。
如此历经一百五十年，直至嘉靖初年（约1522），袁家虽传承六代，繁衍不绝，却既无科甲之盛，亦无商贾之富，或安居乡里，积善有余；或沉沦下僚，小吏终身。即使第四代中有曾任知县的袁政，以及官至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员外郎、进阶奉直大夫的袁端[9]，也绝未改变家族运数的轨迹。
（二）六俊之后
一件轶闻，似乎昭示着家族命运转折的契机。袁氏第六世祖，有袁鼎、袁鼒、袁鼏兄弟三人（鼎为袁敬正妻俞氏所生，鼒、鼏为侧室赵氏所生）。长兄袁鼎在为父亲袁敬卜葬吴县西南三十里的宝华山时，风水先生称此地贵二三房（幼弟袁鼒、袁鼏），而不利袁鼎所在之长房。此时的袁鼎，却显示了一位历任浙江秀水、江西南昌儒学训导，四川庆符儒学教谕的儒者的友悌情怀，他毫不迟疑地说：“贵吾弟，吉地也，复何疑？”不仅将父亲葬于这块吉凶参半的墓地，其本人死后也与妻合葬于此[10]。
无论是发语奇中的偶然抑或是否极泰来的必然，风水先生的话似乎得到了验证：袁鼒、袁鼏之后的家族第七代，在嘉靖间出了袁衮（谷虚公）、袁裘（志山公）、袁表（陶斋公）、袁褧（谢湖公）、袁褒（卧雪公）、袁袠（胥台公）六位文采高妙、驰名艺坛的隽才，时称“袁氏六俊”[11]，彬彬之盛，一时无两。其后辈中，无论仕隐，皆诗礼传家，卓尔不群，有“三英”“三贤”“六贤”之称[12]。袁袠子袁尊尼，嘉靖进士，仕至山东按察使司提学副使。袁褒子袁年（德门公），万历进士，更仕至陕西按察使（正三品）[13]。明末清初的著名戏曲家、荆州知府袁于令（萚庵公），亦出于袁鼏-袁褒-袁年（其父）一支。
而袁鼎之后，虽然非如《汝南世泽》墨迹中方燮所言“六世单传”，但确实人丁稀少，家运维艰。康熙九年（1670），袁廷梼高祖袁之柱（号悦岩）在《本支家谱序》（载《吴门袁氏家谱》卷一）中，重述这段轶闻，并且评论说：“新斋公（袁鼎）以儒学名世，迄今六传，鲜有能继前人之美者。方斋（袁鼒）、怀雪（袁鼏）两公之后，贵显不绝，子姓亦甚繁衍。……虽然，理数循环，无往不复，稽其岁时，已越百六十年，后有能读书穷理，增光先泽者乎？此柱之所深愿也。”
（三）长房肇兴
悦岩公之说，似乎也成了某种预言。长房一支的情况，约在康熙时期，从其子、袁廷梼曾祖袁士琏（1648-1729）起，确乎有了变化。《家谱》载士琏“诚信端方，敦本睦族。祖墓倾圮，时为修葺，好施与，不欲人知，里党称其厚德”，可见经济情况已有极大改善。其四子志鉴、志锷、志镛、志镳及诸孙（永字辈）、曾孙（廷字辈），多为国子监生（“太学生”），并多有通判、州同甚至知府加二级等官衔，而绝少赴任者。可以推知的是，这些功名职衔，都是捐纳而来，非赖科举正途[14]。其经济来源，自然应该是经商所得。经商带来的巨大财富[15]，被袁氏家族用以获取等级制度中的社会特权，而这种特权，自然又会保障家族产业的稳定与增长。遗憾的是，在商贾为四民之末、并不光彩的时代，袁鼎一支子孙以何业发家、详情如何，《家谱》中可以理解的并未言明，但袁廷梼之兄袁廷槱之婿戈宙襄所撰《袁绶阶二丈传》云“家业布商”[16]，可知其家与同郡的汪士钟家族一样，都以布业起家，而包括布（绸）业在内的纺织业，正是明清以来苏州的支柱行业之一[17]。
仕宦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模式，本就是清代江南宗族在职业选择上的一种特色，是官宦型、学术性、儒商型三种文化家族构成形式之一[18]。具体而言，这种官商相辅，以商为根的模式，在袁廷梼的祖、父、叔袁志鉴、袁永涵、袁永淳（后改名袁煜）身上，也得到了延续。
《家谱》载袁志鉴为候选州司马，却“不赴参调，以林下终。好以医药济世，购方合药，费赀甚巨”，且“交游间不能举火者，为授餐；没不能敛者，为给棺槥；称贷不能偿者，悉焚券，置勿问。枲纩、茶水、药石之施无虚日”[19]。袁永涵以国子监生授县主簿后，以父年老，归侍左右。弟永淳“市辽阳，舟溺，尽沉诸戚友货，殚家财不能偿，为所讼。君分财偿之，事乃已”（此事除了展现袁家世代相传的友悌之情外，亦可见袁氏家族商业脉络之一斑，或是将南北特有之货物丝绸、人参等彼此贸易，以获厚利）。乾隆二十一年（1755）以江赈例晋知州，并为弟输财得官。二十八年（1762）复捐资助修城工，“里中有公事，辄为众率先”[20]。此外，袁永涵“能赴人之急，凡族中鳏寡孤独及戚友婚嫁殡埋之不能办者，周之惟恐后。有来乞假者，积券成帙，已而尽焚之”。这种豪侠磊落、急公好义的行为背后，自非有雄厚的家底而不能办。而这种热衷公益、行善积福的行为，本也是清代江南宗族的传统之一。
（四）兴衰轮替
而与此同时，袁鼒、袁鼏二支自六俊之后数代则盛极而衰，至康熙年间，已零落凋谢（参汪琬《袁氏六俊小传》）。康熙二十五年（1686），袁鼒玄孙、六房袁裘曾孙袁士俊请于督、抚、学三部院，饬建袁氏六俊祠。祠位于玄妙观东醋坊桥，除奉祀六俊外，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十八年（1709），袁士俊又呈请将袁鼒、袁鼏两支之支祖、父辈及后辈贤者袝祀其中（详《家谱》卷三《六俊公专祠崇祀录》）。但当时人已经称他“一介贫士尔，顾能只手拮据，成兹旷典，为人所难也”[21]，可见也是勉力为之。
《家谱》中关于本族祠堂变迁和墓地维护、修缮情况的记载，更可以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袁鼎支与袁鼒、袁鼏二支家业的消长。如宝华山袁敬墓（即包括其三子、妻妾之祖坟）祭扫及完纳条漕，向为“发贵之房”承办，故入清以来皆由袁褒之后袁年一房承担。而到了康熙五年（1666），因“条漕重大，四房力不能支”，由长房（当即袁士琏）每年贴补银五两。这一重大而难以承受的钱粮是多少呢？《家谱》给出的数字是区区的漕米一石三斗三升四勺，条银一两二钱六厘[22]，由此可见之前颇为发达的袁年一房的窘迫。此后直至乾隆五十一年，祖墓祭扫与条漕事务，一直由长房与大房（袁表后）会同办理。嗣后更归长房主持。康熙八年（1669）协置公产，捐银五十八两，见存三支六房中，长房独捐三十一两，超过一半，而余房中，二房仅捐一两，五、六房亦仅三两，彼此财力的差异，已经非常明显。
又乾隆十一年（1746），“袁氏合族”呈请在六俊祠增祀袁敬、袁鼎、袁鼒、袁鼏、袁献可、袁袭、袁襄。袁鼎一支首次入祀六俊祠，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为谁，可想而知。次年建袁敬（介隐公）祠，并重建六俊祠。购地、建设、祭祀之费，皆由袁鼎一支袁志锷、袁志镛、袁永滋、袁永涵四股均派，而“不用合族亲房子姓各出祭分”（《家谱》卷三《建造祠堂议墨》）。建成后，又将袁鼎支袁柬（袁廷梼八世祖）、袁士琏（袁廷梼曾祖）、袁志鉴（袁永涵父）、袁志镳（袁永滋父）祔祀。至此，袁鼎一支成功地将“六俊祠”转变成“阖族宗祠”，“凡介隐公（袁敬）之后，都置主祔祀焉。”此后乾隆三十年（1765）的修造，也由袁永涵等四人负担。
袁鼎一支的兴起和袁鼒、袁鼏二支的衰落，也为袁廷梼日后的诸般作为，埋下了伏笔。
乾隆三十二年（1767），袁永涵与妻子汪氏在两月内相继去世。彼时，袁廷梼年方六岁，妹妹素英尚在襁褓，生母韩氏二十六岁，长兄廷槱则已三十二岁。
客观地说，以当日袁家富裕的经济条件，置身秀美的别业园林（枫桥西之渔隐小圃）中，韩氏夫人虽守节抚孤，内心不可谓不苦，但如王鸣盛所说“饮冰茹檗”，或如钱大昕所咏“有衣但粗疏，有食但糠核。膏沐屏勿施，簪珥久已释。寒风吼檐牙，冻雪入窗隙”（《霜哺遗音》卷三），则未免言过其实，只是文学上的修辞。
不过，韩氏夫人识大体，知进退，则班班可验：她“幼习姆教，勤女红”，大约属于稍有文化背景的贫寒之家。在嫁入袁家之后，“佐理家政，事事勤毖，凡饘酏涤瀡，挫针治繲，钩稽出纳之务，靡不亲也，糜不慎也。”不仅为汪氏夫人佐理家务，还参与了家族中的理财事务。然而在永涵夫妻去世后，对一切家事，她却说“有家督（按即嫡长子袁廷槱）在，吾惟知抚孤耳，他奚问耶”，嗣后十五年中，坐卧一小楼中，足不轻下，将一切精力贯注在幼子稚女身上[23]。此外，她还命袁廷梼对兄长廷槱“父事之”（《霜哺遗音》卷一杨昌霖《袁母韩孺人节行序》）。韩母的做法，博得了年纪反大于她的袁廷槱的尊重，时人云：“余居西塘时，渔洲袁君晨夕过从，常称道其庶母韩孺人之贤。谓其弟又恺循循有规矩，勤于学，乐观正人，皆韩母教也。及韩母卒，渔洲为之服期丧，致敬尽礼，重贤母也。”[24]是以上下相感，内无间言，关系颇为和谐。
从另一方面来说，主理家务的长兄廷槱，也足称贤子贤兄。他字启蕃（藩），号渔洲，《家谱》说他“饶干济，工诗文，孝友笃诚，不为煦煦小惠”，可知亦秉承了袁家数代以来以商为业而不废诗书的传统。他的年纪本可作廷梼的父亲，而恰好他多年乏嗣，直至四十二岁始得子（此时廷梼已十六岁），可以想象的是，他于幼弟，应当有一种亦父亦兄的深厚情感。杨昌霖《袁母韩孺人节行序》也评价说：“且又恺嫡出之兄启藩氏待又恺曲有恩礼，孺人亦命又恺父事之。门以内无间言，是又孺人之行义足以感之，而启藩念鞠子哀，以长以教，不可谓非贤矣。”而袁廷梼对乃兄，也感念至深。钱大昕《渔洲袁君权厝志》云：“君殁后，廷梼每言及兄，辄涔涔泪下，以是知君之孝友，过人远矣。”（《家谱》卷一）
不过，袁廷槱对袁廷梼的影响，还远不止此：一方面，他喜好诗文，无意仕进[25]；坐拥绮园，爱客好交[26]；慷慨仗义[27]，广有收藏[28]，在性格和行为上，幼弟好像是他投射出的影子一般，样样兼擅。另一方面，大约正是他作为兄长而非父亲的身份，同时碍于庶母仍在，他对幼弟的宽容关爱，似更多于督促砥砺，致使袁廷梼并未继承家族的行商传统和持家之能。须知，前面那些风雅的喜好，假如不以财力或权势为基础，便如同沙上之塔，常毁于须臾。袁家后来的衰败，也正肇因于此，这是后话。
虽然如此，二十年间，正托赖兄友母慈，以维持家业，阻断流言，袁廷梼乃得以成才成名，成就闻名一时的五砚楼藏书。
乾隆四十五年（1780），袁廷梼与“本地著姓”毛氏成婚。四十六年，袁母韩氏夫人谢绝了儿子们的祝寿之举，并以抚孤志成，当从夫于地下为言，旋以病卒，年仅四十。韩夫人逝后，江苏巡抚闵鹗元为具疏请旌表于朝。这种破例之举[29]，也颇可见袁家彼时的影响。乾隆五十一年（1786），兄廷槱卒，年五十一。此时的袁家人口，包括袁廷梼（二十五岁），妻毛氏（二十二岁），嫂稽氏（廷槱侧室，年不详），长侄兆蕖（十岁），尚有二侄、五侄女（均年幼），长子兆壎（四岁）。抚养子侄，维持家业，袁氏的兴衰，系于廷梼一身。
在此间及其后的十余年间，是袁廷梼人生的巅峰，也是他作为一个乡贤、文人、学者、藏书家，最为光华耀目的岁月。值得一书的事情，大约有如下几件。
（一）《竹柏楼居图》与《霜哺遗音》
袁廷梼事母至孝，戈宙襄转述其妻（袁廷梼侄女）幼时所见云：“出塾后，在母左右毋违。母需物，必两手奉持，跪进之，御皆笑，公色益庄，起即竦而立。母病，夜恒守视，不肯寐，与食亦不食。母卒，毁瘠几不欲生。”（《袁绶阶二丈传》）慈母见背，袁廷梼的纪念方式，也彰显了他的性格和志趣：请王鸣盛作《袁母韩孺人传》、王昶作《袁母韩孺人画像记》、袁枚作《袁母韩孺人墓志铭》；倩书法家顾光旭题袁母所居曰“竹柏楼”，并先后请金子徵、袁树、方薰、陈诗庭、吴履、彭湘皋、骆佩香、王玳梁、陆修梅、钱载诸人作《竹柏楼居图》及遗像[30]。
所谓“遗像”，当即今存南京博物院的《袁节母韩孺人小影》[31]。此卷首有钱大昕“袁氏贞节堂画像文翰”题签，又以翁方纲为袁母故居所书“贞节堂”三字颜于卷首。后为陆淡容所写韩母半身正面像（着蓝袄），丁愫题款，像主及画家、题款者同为女性。像后接裱蒋元益、王鸣盛、袁枚、袁谷芳、梁同书、王文治、杨昌霖、王昶、彭启丰、汪亮、卢文弨、钱大昕、杨复吉、彭绍升、秦大成、长麟[32]、孙志祖、顾光旭、邵颿、毛藻、阮元、钱大昕、吴锡麒、孙星衍等二十四人诗文题跋。
而约与遗像同时的《竹柏楼居图》绘成后，袁廷梼行迹所至必携之，或转寄海内，遍请名公题咏。直至嘉庆十二年（1807）左右，仍有张云璈《袁节母韩孺人竹柏楼居图为袁绶阶题》诗之作。今日《楼居》原图及题咏长卷、诗册虽不存，但于袁母卒后至嘉庆初随编随刻的《霜哺遗音》一书，却保留了遗像与《竹柏楼居图》的大部分相关文字。“霜哺”之名，当远绍前明吴门寒士袁骏佣书孝母，集海内文士题咏成《霜哺篇》[33]之事。“霜”喻寒而洁之质，“哺”有乳而育之意，孀妇含悲茹苦，养育孤儿之貌跃然纸上。但与袁骏家贫，甚至借征求所得“刻资”（实际上从未刊刻）侍母养家不同，《霜哺遗音》完全是袁廷梼出资刊刻的，即使在刊印后期，他的家境已经每况愈下了。
今按《霜哺遗音》一书，共六卷[34]，曹谦光（卧云）题名，姚鼐、江声序（均手写上板，江序为篆书）。卷一有颂、传、墓志、序、记、赞、铭、诔、跋、赋等体裁，大约为较早之作。卷二至六皆为诗，俱云“随题随梓，不叙爵齿”。通计全书，约有作者170人，各类诗文200余首[35]。作者中，有阮元、铁保、孙士毅、长麟、蒋元益、彭绍升、彭启丰等官贵，姚鼐、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袁枚、王昶、潘奕隽、潘世璜、赵翼、邵晋涵、赵怀玉、段玉裁、江声、顾千里、孙星衍、洪亮吉、吴锡麒、钱维乔、李兆洛、梁玉绳、法式善、钮树玉、顾莼、李锐、伊秉绶等学者文人，王文治、梁同书、吴俊、钱载、方薰、范来宗、李福等艺术家，以及鲍廷博、黄丕烈、瞿中溶、杨复吉等藏书家。其卷六依次载孙云凤、徐兰韫、汪瓒祖、孙云鹤、张秉彝、丁愫、吴淑慎、江珠、金兑、方芳佩十位苏杭闺秀[36]诗十一首，也是彼时闺秀诗歌繁盛一时的反映。
当然，这近两百位作者中，有踪迹甚密、感其纯孝的前辈友人，也有受邀谬赞、应景敷衍的名流权贵，但无论如何，袁廷梼的交际网络和影响力，从此书的编刻上，也有所反映。
（二）编刻《吴门袁氏家谱》
应该说，论当时的交际之广、声名之盛，袁廷梼在“藏书四友”中，可谓首屈一指。而张大他在家族中声誉的，则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五十五年（1790）前后《吴门袁氏家谱》六卷的编刻。
苏州的家庭，呈现一种大宗族、小家庭的状态，同财共爨的大家族并不多见（袁家亦如此），“家庭的小型化也淡化了宗族的血缘观念”[37]。同时，世家大族多居城市而非乡村，仕宦与经商的流动性，都使得苏州人的宗族观念较为淡漠[38]。明末清初的魏禧对此，有一段非常清晰的描述：“余数游江南，世家大族广园囿第宅，而无宗祠以妥先祖，合其族人；著书汗牛马，于谱系则阙然，自高曾以上，有不能举其名氏者。”[39]
在这种背景之下，编纂家谱，无疑是敦亲睦族、提高袁姓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举措。但是，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年仅二十四岁的袁廷梼承担起如此重任，而又迅速克成其事的呢？
《家谱》袁廷梼序，道出了其中部分缘由：首先，袁氏族谱自前明仕至陕西按察使的袁年修撰以来，历久未修。袁廷梼所在为长房，而自其高祖袁之柱（悦岩公）起，便“荟萃本支，列其世次，作谱图藏于家”（有康熙九年自序），其后曾祖士琏、祖志鉴、父永涵皆“敬承先志，递加修辑，本支世系，赖以独详”，可见修谱一事，既有责任，复有基础。其次，同宗从高叔祖、道士袁月渚[40]将前世所辑家谱付诸廷梼，如此则本支之外，尚有他支谱牒，作为补充。当然，这里所言，无非“敦本睦族”这一类“神圣理由”。
序言未及的缘由，即所谓“世俗理由”[41]，则包括修谱者的现实诉求，这一诉求，既可能是物质上的，又可能是文化上的，也可能兼而有之。自康熙时代以来，袁廷梼一系以儒商迭相为用，并多捐有功名，在其他支系家族尤其是“六俊”之后碌碌无为的背景下，无论财力或地位、志趣，在兄长廷槱去世后，袁廷梼都是承担这一重任的不二人选。修撰族谱，不仅是前述敦亲睦族的需要，更是一种彰显修谱者家族地位的举措。这一点，是不便明言，却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与前文袁廷梼一系在家族公务中承担多数责任和“六俊祠”转为“阖族宗祠”等事件相对照，会看得更加清楚。
仔细品读《家谱》，从纷繁的名姓和谱系中，还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其一，袁鼎支和袁鼒、袁鼏支的关系。《家谱》虽然历叙自元末袁宁一起的历代家族人物，但其叙述和记录的核心，则在五世祖袁敬（兄弟尚有德、聪、俊三人）[42]之后的袁鼎、袁鼒、袁鼏兄弟三支。鼎、鼒、鼏之后的献可（长房）、衮（三房）、裘（六房）、表（大房）、褧（二房）、褒（四房）、袠（五房）、袭（七房）、襄（八房）、衷（早卒），则被《家谱》称为“某房”支祖。虽然如此，因袁鼎为正妻俞氏所生，而鼒、鼏为侧室赵氏所出，故无论地位（嫡与庶）、年龄（差二十岁左右）、亲疏[43]，均有所差别。
其二，三支的“瑜亮情结”。虽然“六俊”被作为袁氏先贤，在《家谱》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通观全谱，给人留下最深印象并且多次出现的，却是前文述及的那段袁鼎葬父于“贵弟”之壤的家族往事。一方面，在“六俊”于清初已被圣贤化（如由国家许可而立专祠祭祀）的背景下，作为其后辈族人，自然与有荣焉；另一方面，长房与余房在历史上的家业消长，无形中也产生了某种瑜亮情结。这段典故的反复讲述，一种积善获福报的本支形象，已经跃然纸上。六俊之骏烈，固然得到记录，而更加突出的“诵芬”，则是以替代明代袁鼏支显宦袁年所编《旧谱》的行为，展现了袁廷梼父子所在长房一支的“方兴未艾”。这种本支集体话语权的构建，在《家谱》中时有所见。
（三）五砚与手泽
自袁永涵以来，袁氏父子均有志搜集前代家贤及袁氏先贤遗物，不惜重价，辗转购归（参前引钱大昕《渔洲袁君权厝志》）。书画和手泽，是主要方面[44]。目前可考知的藏品，则只有袁褧《墨梅卷》[45]、袁褧诗文稿一册、袁裘诗稿一册、明嘉靖吴县袁氏刊本袁衮《袁礼部诗》[46]、袁袠著《世纬》[47]、袁于令像、袁袠信札[48]、袁枚信札及题字[49]，以及宋代袁采著宋刻本《袁氏世范》（国图8685），元代长洲袁易的《静春堂遗墨》，明嘉靖二十五年袁褧刻本《夏小正戴氏传》四卷等。至于他的万卷藏书，宋元善刻，名抄秘本，则俟异日另文交代。《袁绶阶二丈传》云：
然公于十六七即喜聚古书，三十年间，积至数万卷，一一以善本校雠。又酷好先人手泽，凡自明六俊以下图书字画，专制旁题者，无不出善价争购，数不下万金，故收藏几遍。最爱者有五砚，三易居而皆以五砚名其楼，书画及古玩物亦皆贮楼中。常戒其子仲和曰：“我身后他物不甚惜，至一楼先泽，皆吾一生心血所留，汝当宝藏勿弃也。”
在收集前代遗泽的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五砚”的汇聚。袁氏原藏有先世袁敬（介隐公）、袁褧（谢湖草堂砚）、袁袠（列岫楼砚）所遗三方砚台[50]。嘉庆二年（1797）初，王昶将所藏袁桷清容居士砚相赠，袁廷梼倩“西泠八家”之一的奚冈作《归砚图》，并请潘奕隽为《归砚图记》（《三松堂集》卷四）[51]。稍后，他又获得了袁衮（谷虚公）的廉吏石砚，并前所藏而五，还正式将他的藏书楼命名为“五砚楼”。
除了请友朋作记题咏之外[52]，袁廷梼还如黄丕烈“祭书”一般，有“祭砚”之举。丁子复《袁寿阶先生传》云：“以五砚名其书楼，岁终陈砚，设酒脯以祭，作《祭砚文》勗其子。”今日《祭砚文》已渺不可得，大约祭文的用意，“意在勗子，欲使先代遗物，永宝弗替”也（《家谱》所载《传》后民国七年袁文凤跋云）。
（四）汉学后进
吴地本是朴学或曰汉学的重镇。在乾隆末至嘉庆初，钱大昕、段玉裁、王鸣盛、王昶等知名学者相继归隐苏州一带，著书讲学。作为一时英髦的袁廷梼，不仅耳濡目染，在学术旨趣上受到影响，更获得亲炙于这些硕学鸿儒的机会。《袁寿阶先生传》说他“不事制举业，遗书万卷，点勘考索不少休。闻有善本，必得乃快。其时钱詹事大昕、王侍郎昶、光禄鸣盛、江徵士声、段大令玉裁诸公以耆德硕学，研经考史，各发明成不朽业。君上下议论，具有根据，诸公折节订忘年交”，并非溢美之言。
除了好学深思，家境富裕等治学条件之外，五砚楼的万卷藏书，也成为联系他与当时著名学者的重要纽带。除了日常的饮宴唱和之外，他们的学术交往，其可考者，包括但不止于以下数端：
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十六年（1791）、六十年（1795）左右，参与卢文弨《群书拾补》《重雕经典释文》《仪礼注疏详校》的审校，列名书前《审定善本姓氏》《审定及校勘姓氏》之中[53]。
嘉庆二年（1797），佐段玉裁成《汲古阁说文订》[54]，刻并跋之。
至于钱大昕，他则更以门生自居[55]。钱东壁、钱东塾在《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广东全省学政显考竹汀府君行述》中，也称“四方贤士大夫，下逮受业生徒，咸就讲席，折中辨论文史。如卢学士文弨、袁太史枚……周明经锡瓒……黄主政丕烈……袁君廷梼……或叩问疑义，或商论诗文，或持示古本书籍，或鉴别旧拓碑帖、钟鼎款识，以及法书名画，府君无不穷源竟委，相与上下其论议，至人各得其意以去”[56]。钱氏文集及题跋中，与袁廷梼有关者，亦多反映在以上诗文唱和、书画赏鉴方面，而《廿二史考异》中，亦时可见“袁廷梼曰”之语[57]。
而同时代的江藩，更将他正式列入《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以王昶弟子的身份出现。江氏称“先生弟子中，以经术称者三人”[58]，对于前两位戴敦元、王绍兰，仅寥寥数语；而以大量的笔墨对袁廷梼的生平、学术（涉及对《尚书》《说文》等书的具体见解）、二人友谊做了详细的介绍，并说袁氏“无书不窥，精于雠校，邃深小学”[59]。
此外，与袁廷梼关系较为密切的友人，尚有黄丕烈、顾之逵、周锡瓒等“四友”成员，以及钮树玉、顾千里、戈宙襄、瞿中溶（钱大昕婿）、臧庸堂、孙星衍等江浙同好，这一点在《霜哺遗音》的作者名单里，也可以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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