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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2013年5月被指控性侵49岁林姓女编剧后,张作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在专访中他也隐晦地透露出因此案而生的对母亲的担忧情绪。柏林电影节结束后不久张作骥因性侵案被判刑3年10个月,入狱服刑前的记者会上他在“鸣冤”之外最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87岁的老母:“我希望妈妈要有强烈的求生意志……我很后悔说,每次都拍不赚钱的电影,都是拍一些亚斯伯格症、自闭症那些题材,我父母亲其实到昨天为止,都还是很反对我做这行,问我‘为什么不学学魏德圣’……希望妈妈等我出来。”纵使在不少台湾媒体眼中该案仍有不少疑点,“不排除情伤报复的可能性”,但张作骥3年多的囹圄生涯恐怕已经很难免除。如此回过头来再看他对下一部影片构思鲜活的阐述,不禁引人唏嘘。

《醉生梦死》亮相柏林电影节。
Q电影表达了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在内的各种感情,角色之间的关系也仿佛被诸多无形的网所束缚。您如何在电影中安放那么多错综复杂又细致而微的感情?
拍摄这部电影的缘起,是看到一位香港作家写的家族故事,其中讲了很多有关父辈对儿女的爱。父母之爱是一种关怀,同样也会造成负担,这是华人社会的普遍现状。母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责任,可以保护人,也可以杀人。我希望在电影中勾勒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华人母亲,让观众可以在她身上投射不同的个体记忆。“母爱”是电影想要表达核心内容,所以电影的标题也提纲挈领地用标点把母亲代表的“醉”和其他三个字分割开来。吕雪凤饰演的母亲是片中灵魂般的人物,而这位母亲,又恰恰是沉醉在酒精之中的不快乐的人,那么她给予周遭人的感情,也将会很大的包袱。母亲的肉身在电影中出现的场合很少,仅开头和结尾两个场景。片子的主体部分,她的“不在场”却推动着片中所有的人物去建构、重组他们彼此的联系。
Q片中母亲形象的塑造是否有您个人经历的影子?
可以这么说。我是完全将我的个人经验投射在这部片子中,包括很多细节都参照了我自己的生活,比如哥哥出国前,妈妈一定烧香,把具体的航班号告诉佛祖,才安心让儿子坐飞机。我和母亲的关系,也有点像片中的那一对兄弟。母亲的爱没有错,但也给我自身带来不少困惑。其实我所有片子里母亲都是这么一个形象,只不过这一次我把它摆到台面上来,进行深度的展示。我比较希望呈现自己的私人情感,整部电影好像一场冒险,也是对我最近背负母爱压力的一个释放。
《美丽时光》(2001)
Q电影里出现了很多动物,比如蚂蚁、金鱼、猪,甚至蛆、老鼠等,您想表达什么?
我喜欢拍都市旁边肮脏的巷子,以及巷子里这些整天不知道在干什么的小人物。电影中的人物和这些动物都有对照,我写剧本的时候希望通过这些动物表达一种悲观的生活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刻画当代台湾青年双脚离地,却又不得不苟且偷生的境遇。但在电影里,我把人物和动物的一一对应弱化了,我想让观众有不同的解读,甚至不同性别取向的观众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我很看重在电影中的留白,不要说透,包括电影主题曲《将进酒》,我也拒绝把歌词打出来。我无所谓柏林的观众是不是听得懂这首歌在唱什么,它只负责营造一种意境而已。
Q幻想在您的电影中一直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醉•生梦死》也是如此。电影的结尾,妈妈“死而复生”,倒掉手中的酒,预示着一种温暖的和解。您似乎总是通过幻想来中和电影中消极暴力的情绪?
幻想是欲望的源动力,当代青年幻想能力匮乏,生活的注意力也被科技所占据。电影中的幻想,是一种比当下生活更好的状态,是一种希望的呈现。电影试图在华人世界中阐释李白《将进酒》中的生活状态,生和死本来就是一个轮回,而梦或者说幻想则是对于心灵的补偿。

《爸…你好吗?》(2009)
Q首次拍摄同志题材的影片,是什么初衷,拍摄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我喜欢拍男性,独缺同志,《醉•生梦死》算是开了我自己的先河。恰好在华人社会中,“出柜”还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同志性取向的暴露,可能会父母辈的传统观念产生激烈的碰撞,所以我决定用同志的主线来引出母子矛盾的根源。不过电影中妈妈的反应,也不是那么激烈,反而是担心的情绪更胜一筹。其实之前我也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人的一生有很多事情不能被记录下来,包括同性之间的感情,既然实实在在地发生,就和吃饭睡觉一样没有差别。电影里的激情戏,我拍得比较保守,但很陈恳,开拍之前让演员在红楼(台湾西门町同志酒吧聚集地)混迹观察了很久。如果我的电影能有什么社会功用的话,也希望它可以站出来,为同志群体发声,也算尽到了我的社会担当吧。
Q您不断在拍戏的过程中发掘新的合作者,《醉•生梦死》中的年轻角色也使用了清一色的新面孔,为什么您会这样选择?
我永远都期待新人能够带来新的感觉,我也比较擅长把演员的缺点变成优点。新人身上缺点很多,我不断地通过联想把这些缺点变成角色的特点,比如难看的走路姿势、不经意间的小动作等等。当然,对这些年轻的演员来说,他们也可能因此看不到自己表演的不足。有些演员演完我的电影,拿了某某新人奖,之后跑到其他导演手里,还是会被批评不会演戏。其实这也不是演员的错,只是合作双方没有磨合好罢了。
《当爱来的时候》(2010)
Q您的自我定位是什么,更偏向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
我非常希望能吸引很多人来看。在台湾,大型的电影越来越多,独立的制作空间很小。但我对大投资没有什么兴趣,对于创作的牵制太多。一旦把电影的感觉和故事换算成投资,追问其商业市场的大小,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一项很不纯粹的任务。谈论当下的电影,不应该从商业电影入手,因为“商业”已经是一个结果,是一群投资者分析自己有没有赔钱而定出的衡量标准。商业电影的思维就是不信任的思维,电影如同一个浩大的工程,抱着对导演、演员和观众的不信任,它从启动伊始就面临着复杂的成本预算,在每一个环节锱铢必较,为拍片子的过程加上种种保险的枷锁。当下市场上的电影,在我看来只有两种,一种通俗片,一种低俗片。我拍的就是通俗片,在成本的控制之下,得到创作的最高境界。如果它卖钱,它就变成了商业片。
Q下一部片子有什么计划?
我正在写一个剧本,讲述一对老夫老妻的生活,过了五六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突然一方去世了,另一方在七天之后也随他(她)而去。中国有“头七”的讲法,我希望用二十来个镜头把这七天之内发生的事情拍出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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