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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情态与拟人辞格

(2009-12-07 15:41:10)
标签:

情态

麦垛

自然物

该娅

刘亮程

中国

文化

分类: 随笔

生命情态与拟人辞格

    在《现代汉语》里,有一类叫“拟人”的修辞手法。这类修辞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事物人格化,赋予人的特征。如,“刮了一夜的大风,我在半夜被风喊醒。风在草棚和麦垛上发出恐怖的怪叫,类似女人不舒畅的哭喊。这些突兀地出现在荒野中的草棚麦垛,绊住了风的腿,扯住了风的衣裳,缠住了风的头发,让它追不上前面的风……”(刘亮程《风把人刮歪》,《散文选刊》2000.5)这里的“风”和“草棚麦垛”就具有人格化的特征。风会“怪叫”,而草棚麦垛会做“绊”、“扯”、“缠”等动作,已经象人一样具有生命情态。再比如,“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些小昆虫们在鲁迅先生的笔下,稚气可爱,仿佛天真的孩子。还有“陕北高原被截断了,整个高原正在把自己勇敢地投入前方雄伟的巨谷……”(张承志《北方的河》)高原有“投入”的具体动作,更主要的是,再有“勇敢”二字加以修饰,高原完全人格化,其生命情态呈于纸面。

    在传统的修辞学中,我们对“拟人”这一类修辞手法的解释,更多的是就修辞学本身而言的。其实,“拟人”辞格与写作者的思维状态和生命情怀有关。

   第一,思维是语言的内核,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决定语言的走向。修辞是附丽于语言的一种状态,自然受到思维的支配。如现代生活里环保主义者认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既然天地之间的所有事物均赋有“生命”,那么,它必然有发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如一座山、一棵草、一粒沙、一片云,虽然看起来它们没有人的形态,但仍然有与人相同的生命和情感的。站在哲学高度上把握事物,就能超然物外,而获得全新的境界。

    第二,在美学方面,西方现代“移情”美学的代表人物德国人立普斯认为,审美享受的对象是客体形式,而引起审美享受的原因并不在对象上,而在自我,在自我的内部活动上,这种内部活动包括主体在自身所感到的企求、欢乐、活力等状态,审美活动就是把这种自我活动移入到对象中去,对对象作人格化的观照,从而获得审美享受。还有当代的“生命美学”也认为,“生命”确实对审美研究有巨大的潜力,捉住了“生命”,也就捉住了美的真正内涵。写作者在体验和理解事物时,把自己的生命情感投射到客观事物身上,用生命情感来观照事物,以有情之物来比附无情之物,写作中自然就幻化出活生生的生命情态。这叫“移情”,也叫“迁想”。农民作家刘亮程在一头牛、一只鸟、一片落叶、一阵风、一个小蚂蚁、一把铁锨中,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因此他的世界里,“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都是人的鸣叫。”(《风把人刮歪》)刘亮程把生命浸漫到每一滴水、每一丝微风中,而这“拟人”修辞格式,也象水一样到处充溢。如杜鹏程《保卫延安》结尾是这样描写的,“北方,万里长城的上空,突然冲起强大的风暴,擎起闪电,发出轰响,风暴夹着雷霆,以猛不可挡的气势,卷过延安周围的山岗,卷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征战过的黄河流域,向远方奔腾而去。”这里的“风暴”,不仅仅摹拟人的状态,更主要的是赋予了人一般的情感和意志,表现出更为丰富与深刻的象征意蕴。再如韩少功的散文《笑的遗产》,居民区老大娘“她的哈哈大笑是这个居民区的公共健身资源,你茶余饭后,常常可听到这熟悉的笑声远远传来,碎碎地跳入窗口,息落在杜鹃的花瓣上或者你展开的报纸上,增添你心境的亮色。”韩少功把的“笑”赋予了一种生命的情态,既使文笔机智、幽默,又拓展了读者的阅读与思维的空间,某种意味上,表现了作者达观的生命情怀。

   对于一般的写作者来说,在熟练掌握“拟人”这种修辞格式后,还远远不够,必须在这样几方面培养和丰富自己的生命情怀和思维方式。

    一是热爱生活,寄情于物,移情于景。《毛诗·序》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言:“情者文之经,辞者文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而有了情感的投入,写作将如飞流直下,一泻千里。中国古代屈原正是因为“路漫漫修其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情感动力,才在在汨罗江畔力邀“香草”进入《离骚》,幻化出自己心中的理想世界;现代的郭沫若正因为年轻时有一种泛爱主义的思想,他才会在公园里亲吻泥土,发出“地球,我的母亲”的呓语。对于写作者来说,情感是写作的动力源泉,写作的发动机,没有情感写作无从谈起。

    中国古人善用这种“寄情于物”的表现方法,而使“一枝一叶总关情”。中国古代画家、诗人笔下的草木鱼虫,一方面具有写实性,另一方面具有表情性,负载自我独特的审美情感。对于写作者来说,把自己的生命情感投射、灌注到自然物身上,使自然物象人一样,也有丰富的七情六欲。这样,“情化的自然”不但具有自然物的性质和属性,而且具有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兴趣、气质、性格和属性。如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中,花“溅泪”、鸟“惊心”如按修辞格式来理解,自然属于“拟人”化方式,但诗人给“花”和“鸟”灌注了自身的生命情感,这样就使诗句有更高的境界。再比如鲁迅先生笔下小粉红花能做梦、枣树有斗争的意志(《秋夜》),狗会说话(《狗的驳诘》),亦均是作者审美的需要。

     对于“寓情于景”来说,正如一位瑞士的哲学家说的那样:“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在其哲学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第34节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如果一个人凭藉精神力量提升自己,抛开通常观察事物的方式……把他的全部身心付与直观,使自己完全沉浸在直观中,并让自己的意识全部充满对于眼前自然物的静观,不论它是一幅风景画、一棵树、一座山、一个建筑物或者其它任何东西。”以景物的形状、色彩、浓淡、格调等来表达情感,造就“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的效果,熔铸进作者的主观感情。作者把情感投射到自然之景中,才能产生象王实甫所描绘的那样“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的离愁别绪;才能产生明代爱国名将戚继光“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的忧国情思。也正如巴金先生在散文《繁星》中有这样一段抒写心灵的描写:“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眨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低声说话。这时候我真忘掉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二是用全新的哲学意识和美学意识,来观照自然,珍爱生命。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它能指导人的思维,高屋建瓴地认知和观照事物。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类对自身乃至周围世界开始反思,反思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缺憾,反思技术至上主义所带来的负效应,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深刻启示,等等。应该说,这都是积极而有益的。如西方“绿色哲学”的代表人物何塞·卢岑贝格提出“自然不可改良”的观点,他认为“(地球)该娅生命循环的每一步骤都具有它的意义:没有生命的水、岩石、空气,都是该娅生命的组成部分,正如水之于我们的血液和细胞一样至关重要。这好比蜗牛背上没有生命的石灰外壳,没有它,蜗牛就无法继续生存。”(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版1999.6)他认为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转变观念,用崭新的视角平等地对待自然,赋予自然于生命。某种意义上,“绿色哲学”对科学和技术的反思和质疑,对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全球化过程中环境污染和人类生存状况的焦虑,不仅体现了环保主义者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和坚持,也体现了对现代工业社会何去何从的深入思考和博大的人文关怀。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绿色哲学”的观点,目的就是说明世界观的变化,会引起思维标准与尺度的变化。思维标准一旦变化,自然引起语词的改变。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在写作上发生语词的变更,更重要地是真正地呵护生命,关爱生命。在认定事物的时候,突破原来既定的思维程式,使自己的思维状态得到更新与拓展,这点尤为重要。只有这样,那么村子里的驴和村外的兔,还有忙碌的蚂蚁和离群的飞鸟,以及风中的落叶和太阳下无名的野草,完全构成一个活生生的感性世界。也会象散文作家杜丽表述过的那样:“据说,玉米拔节的时分,月光下经过玉米地,会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那就是成长的声音吧。”(《月光下,玉米拔节的声音》,《延河》1999.7)

    总之,对于“拟人”的领悟,不能仅仅局限在修辞方式的把握上,更重要的是要有“生命通观”的观念,从整体形态把握事物,从生命的角度把握事物。这样,以自身生命情态来对应客观事物,写作者可以随意地赋予客观事物以人格化的特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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