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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位乡土作家的评论

(2009-02-20 22:18:21)
标签:

文学

小说创作

副乡长

乡土

李立泰

中国

文化

分类: 文学批评

乡土生活的忠实记录

——李立泰乡土小说集《土琵琶》漫评

厚夫

    了解当代文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1980年代是我国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在题材上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之说,在表现手法上有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等多种艺术手法。而到了1990年代,小说创作由新写实向倾诉个人“欲望”过渡,现在的小说似乎不写“下半身”似乎就不能称其为小说创作。然而,有一位在新时期之初就开始小说创作的山东作者就不为风潮所动,在其多年的小说创作中坚持一贯地记录变化着的乡土生活,为他身边的乡村小人物画像,仿佛是一位专门给各色人等画素描或速写像的民间画师。不仅当地的各样农民、各色官员,就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也都纷纷进入他的视野。他不仅出版了《村风·国风》、《李立泰中短篇小说集》、《土琵琶》等乡土小说集,而且还扛回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头衔。他这几十年如一日不变的姿态,使他也俨然成为聊城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他就是山东聊城的乡土作家李立泰先生。再打个比方,20年前街上谁要是穿一件中山装,那人们肯定不惊奇,可是20年后的今天谁要是还穿一件中山装,那许多人就要研究此人的特点了。某种意义上讲,李立泰就是一位长期“穿中山装的人”,他的现实主义风格虽说有些守旧,但坚持和强调的却是始终不渝的理想。

    通读《土琵琶》,我以为其书名恰倒好处地涵盖了小说的题材特征和审美意蕴。“土琵琶”,就是土三弦,北方的乡间艺人们走村串巷表演所普遍使用的一种简单乐器。李立泰是位“曾种过地,挖过泥、筑过堤、当过临干,任过文化站长、镇委秘书、挂职副乡长等”的人,苦难而复杂的人生履历,使得他长期在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环境里。这种复杂的人生经历,也使他获得了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熟悉乡村生活,了解乡间的风俗民情。再加上他对于缪斯的一往深情,使其善“察民风,体民意”。因为乡间人物的历历在目、烂熟于心,因为乡间生活的悲欢离合牵动着他的敏感的神经,故而他的这本小说集继承了前两本的现实主义传统风格,仍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记录着乡间各种小人物的命运,书写着中国农村社会场景。

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中国是个行政成本很高的国家。行政成本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就是行政运行机制不透明、暗箱操作严重,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单位利益第一,就是人浮于事、得过且过,就是善于窝里斗、内耗严重……等等。行政问题是广大的行政学家所研究的课题,与文学创作无关。但是,文学是“人学”,通过具体形象的生活场景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小说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人际关系上有很大的空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视角,既可以读出自己的审美理解来,也可以从中读出中国农村的社会学问题、行政学问题。在《土琵琶》里,作家虽然没有刻意追求小说的社会学价值,但是在环境设置、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的营造等方面,已经显现出这方面的特征。如《小李乡长》、《那年春天奔小康》、《验收之前》等几部“下乡系列”的中篇小说,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们在拥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也使小说成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文本,拥有了广泛的社会学价值。

   这组系列小说是作家当过一年多的挂职副乡长,深入生活、提炼生活的结晶,既真切,又具有典型意义。《小李乡长》是写小李被县委下派干部办公室下派到乡里当挂职副乡长的故事。在“官本位”盛行的中国乡村社会里,小李这个满腔热情的年轻人,被赋予了“挂职副乡长”的社会角色,在这个特定的基层环境所演绎的生活喜剧。获得1999年“大红鹰杯”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验收之前》在写法上颇有艺术性,它是把故事浓缩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让“夏集乡挂职副乡长兼扶贫工作队队长”的乔长水等人为了应付上级“党建验收”而演出了一幕忙前忙后的轻喜剧。在略带臃散的叙述中,作家成功地塑造了乔长水这位在带队挖河、邻县借水、筹备展室、组织选举等事件中敢做敢为的下乡挂职干部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作家通过这一系列可信的事件中反映出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村、乡、县三级政权的基本面貌,以及存在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与问题。正如评论家姜建国先生所言:“作家在《验收之前》的整体构思中采取有正有侧,正侧并行的写法,从多角度的方位上反映村、乡、县三级政权和社会在变革中的面貌,尤其是正面展示干部升迁、体制改革中那些生动具体的冲突过程,大大增加了小说的艺术撼动力和可信度”。而曾发表在《延安文学》2000年第4期上的中篇小说《那年春天奔小康》,也是写一位叫“龙得水”的乡镇挂职干部和他的组员们在乡村帮助农民奔小康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写法上更注重“写实性”,一方面使得故事、人物、场景拥有了真切的中国北方乡村的特征,另一方面小说通过机制错位、人事纠葛所反映的问题,也具有了普遍的典型意义。龙得水是位仅有“股级科长”官衔的“小人物”,但是他却是一位具有忧患意识的热血男儿,在帮助农民“奔小康”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完成一般性的事务,而是进行着自己的行为校正和价值判断。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艺术形象的手法,关注我们这个政治色彩浓郁的国度的乡村生活,使读者在现实和理想的强烈反差中咀嚼到生活的真味来。我们知道,2002年,新的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郑重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李立泰先生却在2000年就在《那年春天奔小康》中开始反映农村社会“奔小康”的艰巨性,这不能不说作家对社会生活有敏锐而准确的感受力和洞察力。这也使这部小说在思维上抢占先机,成为作家“下乡系列”小说的佼佼者。当然,笔记小说的风格,白描的运用,洗练、干净的笔力,以及在冷静中不动声色地制造小人物的幽默等方法,也都给小说增色不少。

    我常在想,作家的工作就是要“掘好这一口井”,写好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因为只有吃透了事物的特点,才会把它把握到位。对于李立泰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不竭的生活源泉,这里有流淌不尽的生活素材。山东农村既能养活在“高密县的红高粱地带”闹出一番惊天动地大世事的作家莫言,估计也能养活李立泰这样专门书写乡土“小人物”的作家来的。随着国家把解决“三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乡村这块快要被遗忘的土地。这对于李立泰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写出更加精彩的直视现实的乡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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