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10周年的纪念日，10年前的这一天，四川省发生了8级大地震，山被移走，整个城市被毁，7万人遇难，1.8万人失踪，还有37万人受伤致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之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大地震。

我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第10天进入灾区的。虽然在日本经常遭遇地震，但是，如此惨烈的灾情，还是第一次看到，心中的那一份震撼，至今难以忘怀。

3年之后，我再一次去四川地震灾区，看到了一栋栋新楼已经建成，一座座新城已经诞生，看到了灾区变成了旅游景区，看到了灾民脸上的笑容，心中有了许多欣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四川灾区得以了完美的体现。

但是，当我走进地震纪念馆，看到的大都是抗震救灾的照片，却少有如何防灾、如何避灾、如何建造抗震建筑的资料宣传，甚至连地震发生时的悲惨场景，都很少有所展现。地震纪念馆最终变成了“抗震救灾英雄纪念馆”，而不是一个“地震教育馆”。这让我不免有些担忧：地震还会再来，四川也应该像日本的地震纪念馆一样，告诉民众自己生活在地震带上，随时还会遇到地震。多增加一些如何抗震防灾的内容，让当地的民众学会自救，学会如何防灾，如何建造牢固的房子来保护自己的生命。

四川是一个多地震的地区，地震一定会有周期，前几天，我见到了几位当年参与四川地震救灾的日本专家，他们表达的一个很大的愿望，是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地震预测预防和救灾合作机制，他们说：“地震不分昼夜，抗震救灾也无国界”，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先让我来讲述一段故事。

汶川大地震发生一周之后，四川省政府接到了国务院的一个指示：立即组织人员编制灾后重建方案，以安抚灾民惶恐不安之心。

这一任务具体落到了四川省发改委。发改委接到这一任务后很着急，因为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的参考范本，也就根本不知道怎样写！唐山当年重建也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

当时的四川省发改委主任是刘捷先生，现在的四川省人大副主任，他想到了日本。因为日本发生过多次大地震，一定会有相关的灾后重建计划书。刘捷先生于是通过人民网的记者杨菲联系到了我，跟我说了一句话：“十分紧急，无论如何请提供日本灾后重建资料。”

我在办公室里接到这一个电话，立即感觉到事情重大，必须马上迅速去做。我知道，在1995年，阪神地区发生过7级大地震，有6千多人遇难。而随后的2007年，日本东北的新潟县中越地区也发生过6.8级大地震。阪神地区是城市，而新潟县中越地区则是农村山区。四川灾区既有城市，更多的是山区，很显然，灾后重建方案既需要城市的重建方案，也需要山区农村的重建方案。

如何能够拿到日本这两次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方案？我想到了两个要好的日本国会议员，一位是神户市选出的国会议员土肥隆一先生（可惜已经在2016年去世），另一位是新潟县选出的国会议员田中真纪子女士。于是，我马上赶到国会，走进了土肥先生与田中女士的办公室，向他们说明情况，无论如何帮我搞到阪神大地震和中越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方案。土肥先生是牧师出生，为人特别真诚。而田中真纪子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那更不用说。两人立即拿起电话分别打给了神户市长和新潟县知事，说明情况后，立即得到了这两个地方领导的支持。

离开国会之后，我直接奔赴东京车站，搭上新干线赶往神户市。我们亚洲通讯社的一位工作人员则赶往新潟县，当天夜里，我们就把这两个地方的灾后重建方案背回了东京。

因为全是日语，必须要组织人员翻译成中文。这时候想到的就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们。那时候还没有微信群，是一个个打电话，说的都是同一句话：“为祖国出力的时候到了！”结果有16人报名，连夜复印连夜翻译。而两位4位懂中文的日本人志愿者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一一校对，大家都不取分文报酬，心里想的只有一点：“能为灾区贡献一份力量，是无尚的荣誉。”

三天之后，我背着厚厚一叠日本灾后重建方案从东京飞到了成都，交到了刘捷主任的手里。

见到刘捷主任时，记得是深夜11时，他刚从灾区赶回来。我把日本灾后重建的资料交到他手里，他说，我们合一个影。

完成任务后，我当时提出一个要求，就要去汶川灾区看一看。但是，根据当时的道路状况和余震不断的情况，他们没有同意我的要求。最后派了一辆挂着“应急交通”牌子的越野车送我去都江堰和北川地震灾区。预先被告知机关干部赴灾区必须自带粮食，于是陪同我的两位发改委干部在车上装了许多的方便面和饼干、矿泉水，于是去了受灾最重的几个城市。

我听说在华西医院有一支日本的医疗救护队，而且是第一支赶到灾区的外国医疗队，总共有20多人。我于是赶去救护站，见到了在那里忙碌的几位日本医生。他们几乎已经是两天没有合眼，需要做的手术实在太多。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身体是一样的。所以，这几位日本医生动起手术来，也是极其到位，其高超的医疗水平和敬业精神，让当地的医生们感动。医疗队队长是田尻和宏先生，他后来担任过日本驻重庆总领事。

比医疗队率先抵达灾区的还有一支日本救援队，这是由日本消防厅和警察厅、海上保安厅特别救灾队组成的一个地震救灾专业队伍，已经参加过世界多起大地震的救灾。

救援队员共61人，都是从日本全国四千名随时待命的消防紧急救援队员中选拔出来的精锐。地震时12日发生的，日本的救援队第一批是在15日，第二批是在16日先后飞抵成都，队长是小泉崇先生。带队的还有一名指挥官是东京消防厅救助课课长原修先生。原修先生是紧急救援教官出身，曾经在新潟县中越大地震的救援中荣获功劳勋章，与他同行前往四川灾区的小野副队长，也曾参加过新潟县大地震的救难工作，都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

日本救援队也是第一支赶到灾区的外国救援队，他们当时携带的主要救生工具是便携液压式钢筋混凝土切割器，据说可以有效而可控地切开压住幸存者的混凝土板块。同时，他们还随机携带有轻便破障机和小型发电机，以便在恶劣的条件下独立开展工作。他们还携带了特种生命探测仪，这种生命探测仪不是依靠地下声音来判断幸存者，而是通过监测空气内人类呼出的特殊气体成分来搜索幸存者，人称“生命探测雷达”。

日本救援队抵达成都后，被救灾指挥部紧急派往受灾最为严重地区之一的青川县。在倒塌的青川县中医院废墟里被埋着一对母女——宋雪梅和她才出生75天的孩子，于是救援队立即展开施救。当时，这一消息传到日本，全国上下都盯着这一消息，希望日本救援队能够创造奇迹，救出这对受难的母子。但是，遗憾的是，虽然经过整整一夜的施救，当救援队好不容易挪开倒塌的钢筋混泥土，用手一点一点清理砖石瓦砾，找到这对母女时，发现她们已经遇难了。

好几位日本救援队员在现场哭了，他们为自己未能拯救她们的生命而感到内疚。当遇难母女的遗体被抬到一处空地后，日本救援队全体队员立队向这位遇难者默哀，这一情景被新华社记者拍到后，我想许多的听众朋友脑海里，一定对这一枚照片还有记忆。

在119个小时的救援活动中，日本救援队共发现和收容了21具遇难者遗体。

当年参加救灾的日本救援队队员糟谷良久先生，现在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的副所长。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是日本政府实施对外援助的机构，四川地震灾区救灾队也是由他们统筹派遣的。其实，从90年代开始，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北京市消防训练中心开展业务指导，由日本消防厅派出教官帮助训练北京市消防队员。糟谷良久先生说，在四川救灾时，他们曾经与北京消防局的救灾队一起合作，虽然双方语言不通，但是救灾的手法一模一样，当年日本传授的经验，在北京消防系统里已经生根开花。这是他们最感到欣慰的一点。

现在担任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所长代理的周妍女士回忆说，当时自己和日本医疗队一起赶到四川。医疗队一直工作到6月份要结束回国时，有一天，一位小女孩在妈妈的陪伴下，来到了帐篷前，怯生生地来到了正在工作的佐藤队员面前。鼓足勇气伸出小手紧紧地握住了佐藤队员的大手，并用英语和日语大声说：“Thank you!ありがとう！”这个非常稚嫩的声音，在我们听来，应该是日中未来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的至福之音。我们知道，此时，有一颗中日友好的希望种子，已在这个红衣女孩的心灵里播下。

一位因地震受重伤的孕妇，在得知日本医疗队即将结束救援工作回国时，这位准妈妈通过翻译对救护她的日本妇产科医生说：“等我腹中的孩子生下来以后，我要让他学日语。十年后，希望孩子能再见到您，到那时，相信他就可以对救命恩人用日语说谢谢。”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10年，这10年间，许多国家的救援队救完就走了，唯有日本没有停止过对四川灾区的援助与指导。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几位专家对我说，灾后重建，并不是建了几栋房子就完事，还需要以此为契机，强化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的建设，需要培养一批心理援助专家、需要把被破坏的植被恢复起来，在这一方面，中国还缺乏经验，因此，这些年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中国国家地震局、四川省政府和灾区地方政府，共实施了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心理援助人材培养、中日合作地震应急救援能力强化计划、四川减灾教育与能力建设示范等5大项目的合作研究与指导，希望能够为中国培养一批抗震防灾专家。同时，日本国土交通省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合作，先后组织了2批共600名四川灾区的干部赴日本学习灾后重建的经验。

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对于地震的预测预防和全民防灾救灾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也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这一次四川大地震，为中日两国的抗震救灾的合作，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日本无私援助的技术与经验，相信一定会在两国日益友好的气氛中，在中国生根开花。这几天，李総理刚刚结束在日本的访问，我们时时能够感受到两国关系回暖的气氛。正如李总理说过的那样，“雨过天晴”，两国要开启全面合作的新时代。中日两国共享抗震救灾的经验，一定能造福两国人民，造福许多幸福的家庭。

（鸣谢：本文采访得到成都艺术城全力支持。部分照片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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