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文人

　　当今社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人视钱如命，“一切向钱看”；还有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追逐名利地位，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良知。这些人眼里只有一个“钱”字，他们认为，“钱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社会，人类的精神生活普遍匮乏。一些人工作忙碌了，应酬增多了，物质宽裕了，可是精神却空虚了。精神虚脱的人最为可怕，他们拥有的物质财富再富足，也无异于行尸走肉，因为丧失了赖以依托的心灵家园。同样，作为人类精神食粮的文学作品，因为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严重贬值，甚至到了无人问津的程度。

　　如果把文学比作田地的话，那么文学写作者就是辛勤的耕耘者。文学业余爱好者也好，作家写手也罢，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喜欢舞文弄墨，以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笔耕不辍，我姑且把他们统称为文人。

　　文人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情感内涵是丰富的，读书、写作是他们不能缺少的精神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会被视为“另类”的群体。

　　中国古代不乏“另类”的文人——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便是“另类”的文人。因为“李陵事件”的牵连，司马迁被判死刑入狱。他自知属于自己的时间屈指可数，于是在狱中争分夺秒赶写《史记》。后来，汉武帝下达特赫令，规定被判死刑的人可以拿出50万贯赎金来免除一死，前提条件是必须接受腐刑。司马迁限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对于有正义感、有骨气的司马迁来说，与其接受腐刑还不如死去，可是他还肩负着完成《史记》这部史学巨著的艰巨任务。司马迁拿不出那么多赎金，为了保全性命完成《史记》，最终只好忍辱负重接受腐刑。

　　自称“五柳先生”的陶渊明有着很强的个性，可谓历代文人中典型的“另类”。中国古代文人中，仕途上遭遇挫折、一心归隐田园的有很多，但是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回乡，躬耕田园，自娱自乐的文人却是凤毛麟角。陶渊明开创、引领了一代田园诗风，他忘却了世俗的烦恼，体验着劳动的快乐，给后人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田园诗。陶渊明痛恨世俗权贵，他那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更是流芳千古，为后人称颂和敬仰。

　　诗仙李白也属于“另类”的文人。李白二十五岁仗剑天涯，热衷于游历山水，虽困顿一生，却一直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以其奇诞丰富的想象力而成就一代浪漫主义大师。李白意识到科举制度对人格个性、独立思想、创造意志的束缚，因此拒绝走大多数士人不得不走的科举之路。被点翰林后，李白却最终因酒后的无所顾忌而失宠。“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充分体现了李白特立独行、孤傲不驯的鲜明个性。　　

    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另类”的文人。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擅长“讲故事”的莫言也是比较“另类”的。莫言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时表示，以后将创作《红楼梦》式的小说。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国人为之自豪，中国文人精神为之一振。一时间，莫言成为人们崇拜、追捧的对象，人们争相购买、阅读莫言的作品。一度被人遗忘的文学领地再度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对于自己获奖后人们的狂热表现和引发的争议，莫言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告诫人们“该干啥干啥”。

    “另类”的文人有着独特的眼光，看问题有一定的深度，对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们的言行举止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在一些场合的“超常发挥”往往令人刮目相看。

　　有人说：“文人相轻”，此种现象当然存在着。因为个人经历、价值取向、创作风格的不同，会导致文人之间不相认同。身边接触过或听说过的一些文人，因为种种原因相互间会产生一些“小摩擦”，有时候还会引发一些比较明显的矛盾冲突。

　　与此同时，我看到更多的是“文人相亲”的现象。有幸在文学“圈子”里结识了一批文学写作者，我和文友之间有着经常而广泛的联系，大家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谈论写作，交流各自的写作感受，还经常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纵观我所接触的文人，他们有着特殊的个性，其生活经历和生存方式是独特的，或多或少存在着孤僻、怪异的性格，往往与主流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看上去似乎是不合群的，似乎严重落伍于当今时代。文人看上去文质彬彬，却又恃才傲骨，而笔端的文字却行云流水。比如我，给人的印象是儒雅淡定(其实这只是我性格中的一面)，因为对文学有着一点割舍不掉的爱好，工作、生活之余，喜欢看文学作品，喜欢写一点勉强能称得上文学作品的文字，也包含着“另类”的性格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