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本卷为刘再复和女儿刘剑梅的通讯、对话、相互评说类文字的精选编集。系“刘再复散文精编”第七卷。

    自作者自我放逐、旅居美国以后，与女儿剑梅关于人生与文学的笔谈，便成为其海外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刘氏父女面对日益世俗化的时代，在家书中交流对历史、对文学的反思，虽主谈学问，但侧重在心灵，而非侧重于知识，这与作者在海外“走向生命，不走向概念”的人生”大方向”是相通的。用金庸先生的话说，父女讨论文学的话题，彼此之间没有代沟，不像《傅雷家书》或曾国藩写给儿子的书信般，用父亲教训后辈的口吻。去掉”父亲相”和“女儿相”之后，父女二人像是以文会友的忘年交，又像是借笔谈心的知音者，多有学术上的共鸣与心灵上的默契。这在当代文坛和学界似不多见，更显难得。

 《两地书写》作者后记

刘再复

    《两地书写》是我和大女儿剑梅的通讯、对话、相互评说的选本，主要选自《共悟人间》，还有我和她一起在《亚洲周刊》共同开辟的对话性专栏文章。与剑梅除了共著《共悟人间》这部散文集之外，还共著了学术性的《共悟红楼》，但此书属于思想学术范畴，编者只选了书前的两篇散文性序文，这是妥当的。

    与剑梅对话，这是我的海外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开始写作“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完全是为了剑梅。在海外校园里，中文写作不算“成绩”，即不能作为争取学位与评定职称的根据，因此，中文写作的确是可有可无。九十年代中后期，她正处于“博士”和“助理教授”的炼丹炉中，十分辛苦，并不想取得双语写作的双向成功，而我则渴望她两者都能写得好，于是，便逼迫她把想说的话用汉语写作下来。我意识到，这种“逼迫”乃是父爱的一种形式，此时艰苦，但日后会感到快乐。剑梅从小比较听我的话，她果然就那样一篇一篇地写下来。没想到写下来出了书后很受香港的教师、学生欢迎，天地图书公司一连印了五版，经金庸先生的热烈推荐，特区政府文康局还把它评为“二〇〇二年十本好书”。尤其让我和剑梅高兴的是香港二〇〇二年高中部和初中部的全市征文比赛中，高中第一名和初中第三名的作文都是《共悟人间》的读后感。香港出版后，台湾九歌出版社也出了一版，今年韩国与我签了合同，他们也已开始翻译此书了。

    在与剑梅的两地书写中，我竭力想避免的是习惯性的“父亲相”。只有去掉此种“寿者相”，才能避免说教，也才能带给散文以幽默感和亲切感。与此同时，我也鼓励剑梅去掉“女儿相”，畅所欲言，充分抒写一下内心想说的真实的话。她在书写中侧重于心灵，不侧重“知识”。与我在海外“走向生命，不走向概念”的人生“大方向”相通。

    现在剑梅过的日子比我辛苦得多、沉重的多，正如她常说的，是“教学”、“研究”、“孩子”等三座大山压顶，几乎喘不过气。所以后记只能由我来写。问她有什么话要说，她只叮嘱别忘了感谢白烨、鸿基俩叔叔和同龄朋友郑勇。我遵此叮咛，写于此。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美国

《两地书写》编后记

 白烨

   《两地书写》是再复和现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任教的大女儿刘剑梅的学术对话集，所收的都是两人互相探讨人生话题与交流学术心得的通信式文章。父女对话，主谈学问，这种父女之间的独特交往，在当代文坛和学界并不多见。我的印象中，除过之前的《傅雷家书》；它几乎就是仅有的绝响。

    在这些“两地书写”的文字之中，再复退隐了传统的“父亲”的身份，多是一位提携新人的学术长者；而剑梅也减敛了传统的女儿的角色，更像一位请益学问的学界后人。两个人像是以文会友的忘年交，又像是借助笔谈交心的知音者。看得出来，父女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心灵的上默契与学术上的共鸣，许多问题的认识与看法也多有共识与呼应；但也约略可以看出，毕竟分属两代人的父女，在一些问题的观察与观感上，也各有视点的不同与见解的差异，从而又具有一种不同代际之间的交流、碰撞与互补的意味。

    再复与小梅这对父女之间的这种学术对话、问题探讨与文化交流，可以说双方都从中各有所获，甚至受益不小。再复由此延伸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刷新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剑梅由此训练了自己的学术思维，丰厚了自己的知识库存，而他们的读者，也会从他们的精彩对话与智性对谈中，得到另一种亲情的浸染，或另一种学理的熏陶，这样的“一箭三雕”的影响与奇效，可能为父女双方都未曾料到。作为读者的我们，真应该好好感谢他们。

（2012年3月15日于北京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