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道中衰
(《鲁迅传》选登，写于1980年)
公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秋色已浓浓地染遍了苍茫的大地。
一个婴儿在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宅诞生了，刚附出世的孩子，在母亲的暖怀中挣扎，扭动，哇哇地哭了。和踏进人间大门的所有婴儿一样，他的第一声啼哭，带着天然的野气，并不是一首诗。然而，正是这个倔强的生命，后来在风沙扑面的荆天棘地中厂勇敢地前行，以不屈不挠的追求，探索，创造和搏战，写出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诗篇，建造了东方思想文化的伟大金字塔。他，就是鲁迅。
鲁迅，是这哇哇坠地的新生命三十八年后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所用的笔名。这个笔名，一是寄托着对于仁厚而善良的母亲鲁瑞的爱；二是蕴涵着“愚鲁之人应当赶快做”的严格自勉；三是中国古代周鲁原是一家。而当初，这个婴儿的名字是由家庭的主人、祖父周福清取定的。周福清此时正在京城做官，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正好有姓张的高官来访，于是便给这婴儿取乳名为阿张，学名樟寿，字豫山。后来因为豫山与“雨伞”字音相近，不太好听，又改为豫才。一八九八年，鲁迅到南京求学时，又改名为周树人。
一八八一年，对于清朝政府来说，那已经是一个黄昏气息很浓的年月了。在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新旧时代的大交替。耸立于北京城里的爱新觉罗皇室的金銮殿，已经无可挽回地快要崩塌了。席卷清朝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革命，刚刚过去十七年，其战马腾起的烟尘尚未散尽，而新的社会大变革的风涛，又从远处浩浩呼啸而来。主宰中国二百多年的清朝专制统治，离开它最后走进历史坟墓的日子，只剩下了三十个年头。
鲁迅的家庭，是隶属于这个风雨飘摇的封建王朝的地主阶级，这个阶级到了这样的历史时节，已经日薄西山了。但是，它依然掌握着文化，并用这种文化作为乳汁，培育了从本阶级母腹中分娩出来的两种人，一种是遵循这个阶级的意志，承袭和发展这个阶级的土地。财产和权力的忠孝之子；另一种则是勇猛地撕碎这个阶级的甜蜜梦境的叛逆者，其中有的甚至是伟大的叛逆者。这种叛逆者，在社会大变革的暴风骤雨中，从本阶级的肌体内裂变出来，并在这个大时代里洗净了自己身上的尘埃，进而转向处于苦难中的人民大众，和他们一道向自己出身的阶级开火。由于对本阶级十分熟识，这种叛逆者的反戈一击，往往给旧社会的统抬者带来致命的创伤，大大地加速它的溃灭。而他们自己则在这种正义的反叛中，成了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驰骋冲刺的战士，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在中国近代史上，鲁迅就是这样的最伟大的叛逆者。
鲁迅诞生的时候，周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己经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破落。
周家原籍湖南道州，迁居绍兴，到鲁迅这一辈，已是第十四代了。他们的先祖，原是种地的农民，到了后来，不断发家，变成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宗祠下分成好些“房”如“覆盆房”，“清道房”。“竹圆房”等等。鲁迅一家属于“覆盆房”的一个分支。“覆盆房”全盛时期占地三千多亩，还有七，八座当铺。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太平天国的革命军踏进绍兴之后，才打破了这个家族的煊赫局面。良田大量减少了，当铺大部分关闭了。然而，全盛时期的结束，并没有摧毁鲁迅家庭的安康世界。鲁迅出生时，他家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和一些店面房子，而他的祖父这时又正在京城做官。既有地租和店面的收入，又有朝廷的俸禄。是一个足衣足食的“仕宦之家”。
这个仕宦之家的台柱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经殿试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改放江西金溪县知事，在任期间，因与知府不和，终于被参劾。这之后，不得不卖了田产，进京捐了个内阁中书的小小官职。
周福清为人倔强，他身体魁梧，才高气盛，往往目空一切。他在江西金溪任县知事时，有一次和顶头上司抚州知府顶撞起来，知府下不了台，忙抬出“王牌”来说：
“这是皇上家的事情，别争了。”
知府以为这么一压，周福清该要收敛了，没想到他竞粗声粗气地继续顶撞说：“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作皇上?”
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欺君”犯上行径，知府立即厉声申斥道：“大不敬！”
知府又气又恼，他知道眼前这个高傲的下属还要口出狂言，连忙下了逐客令。
周福清常常毫无顾忌地骂人，从“呆皇帝”、“昏太后”一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子孙。他常常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不留情面地挖苦，有时还自己编了骂人的笑话，使人感到他实在过于峻急和冷酷。他在家中也很粗暴，对家里的人常常无端训斥。
他的前妻孙夫人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后妻蒋夫人是个聪明，幽默和善良的乡村女子，鲁迅最初知道《白蛇传》这样一些迷人的故事，就是这位继祖母注入他的心灵的。周福清做了内阁中书之后，在京城纳了妾，把蒋夫人遗弃在家，还常常欺侮和咒骂她，这使蒋夫人常常感到愤懑和不平。
对于儿孙一辈，周福清也往往过于冷漠严峻。鲁迅的曾祖母去世那一年，他丁忧回籍，到家还不满半个月，就把一家人闹得坐立不安。一天凌晨，他起床了，院里还是静悄悄的。他突然想到鲁迅的父亲抽大烟而起不来，便大发雷霆，并迁怒于一切人，连无辜的小孩也不放过，那时鲁迅的二弟睡在继祖母房里，周福清竟穿着一身素服，怒气冲冲地跑过去，拚命地捶着床，把老人和孩子都捶醒了。他转身走时，还神经质地将右手大姆指的爪甲放在嘴里，咬得戛戛地响，喃喃地咒骂着：“速死豸，速死豸！”这种暴烈的专制作风，给孩子的心灵投下了郁闷的阴影。
祖父这种刚直而暴烈的气质，似乎也传给了鲁迅的父亲周伯宜。鲁迅诞生时，周伯宜二十二岁，比妻子鲁瑞年轻三岁。他曾考中会稽县学生员，但屡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也许是在科举道路上的曲折和失败，损伤了自尊心，他终日寡于言笑，脾气很坏。他不仅像自己父亲那样粗暴，而且在粗暴中还渗入了忧郁和消沉。喝酒，抽洋烟，发脾气，常在他身上无穷尽地循环。发起脾气时，摔筷子，摔碗，令人害怕。他尽管爱发少爷脾气，但是为人却很正直，有时鲁迅和弟兄们在他面前告状，说别的孩子欺侮他们，他却毫不偏爱自己的孩子，反而问：“你先去欺侮他们吗？”孩子回答：“没有”。他又教育孩子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欺侮我呢？”他的心并没有在烟酒中完全麻醉，他爱护别人的孩子，也懂得应当给自己的孩子什么样的爱，只是这种爱有时过于峻急，以至挫伤了孩子们酷爱自由的天性。
鲁迅是酷爱自由的。他的童年，也同一切袒露着屁股的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真与蒙昧渗杂在一起的野性，喜欢尽情地玩乐，在嬉嬉闹闹的繁忙中，发泄着幼小生命里那些过剩的精力。在他家的院落里，最闲着无事的要数他与年近八旬的曾祖母，还有他的弟弟周作人。终日无语的老闲人象一尊威严的菩萨，端端正正，从早到晚笔挺地坐在房门东首的紫檀椅上，一动也不动。鲁迅兄弟觉得有趣，偏要拿她老人家开心。哥儿俩便走到他的身旁，扑的一声假装跌倒，躺在地上，老菩萨终于心疼而不能沉默了，连忙叫唤着：“阿呀，阿宝，这地上很脏呢。”老菩萨一开口，这对恶作剧的小闲人，快活得一下子从地上蹦跳起采，跑掉了。
这对小兄弟还常在院内朝北的套房里演戏，那里放着一张小床，他们俩在床上来回徘徊，自编自演“兄弟失散”的小悲剧。他们进入了角色，仓皇地互相寻找，一个叫着“贤弟呀”，一个叫着“大哥呀”，直到叫得凄凄惨惨才停止演出。他们兄弟俩，在无忧无虑的舒适世界中玩得真是快活，然而他们谁也不会预料到，童年时代所编造的“兄弟失散”的悲剧，后来竟会成为严峻的事实，这一对儿时都聪明过人的同胞兄弟，竞象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马尔斯的双生子，以后走上了很不相同的人生道路。
童年的鲁迅，性格很活泼，但是很倔强，他决不能容忍别人来欺负自己。在充满稚气和天真的“战事”中，他是不甘心白白蒙受打击的。那时，“诚房”有个姓沈的亲戚带着三个小孩来到他们的院落，其中一个男孩叫作八斤，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常常赤身裸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钉头竹枪，跳进跳出地乱戳。鲁迅对于这种挑衅本来也想立即给予回击的，但是因为父母亲早有禁令，只好作罢。鲁迅无处出气，感到憋闷得慌，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画图的本领，心里便有数了。他早就喜欢画画，东昌坊口杂货店的荆川纸，他曾买来订成小册，一张一张地画，其中有不少还是漫画呢。这回啊，该给八斤画一张了。他想了想，便画了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又题上四个字：“射死八斤”。鲁迅题完字便把画收藏起来，那时他还没有自己专门藏书的抽屉，便塞在充当戏台的小床褥垫底下。他以“善”对待生活，然而，当“恶”对他压迫与欺凌时，他必定不妥协地对“恶”进行报复。
童年的鲁迅，虽然聪明活泼，却并不文雅。他的儿时，像那些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的野孩子一样，喜欢在粗犷的大自然中真实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为了这一点，他甚至不顾自己是仕宦之家的少爷，而去充当过戏场里的一个小小的鬼卒。
那时候，南方的小城镇还是很落后的，并没有专供演戏的剧场，而且凡是做戏时，总带有一点原始社会中祭祀性质的舞乐，都供着神位，至于大戏和目莲戏，不但要供神，还要请鬼。这种戏总是在空旷的田野里演出，而且总有一个开场戏“起殇”，这就是请鬼的仪式。从小好奇而且精力充沛的鲁迅，亲自参加过这种仪式。那是一天的薄暮时分，有十几匹马站在戏台下，戏子先扮好一个鬼王，兰面鳞纹，手执钢叉，随后便要从观众中招募十几名孩子充当鬼卒。有一次，鲁迅踊跃应募。他和别的孩子一起跳上台去，说明志愿，让人在脸上涂了几笔彩色，拿起一柄钢叉，跟其余的鬼卒们一拥上马，直奔野外许多无主的孤坟旁边，匆匆地环绕三匝后，便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刺进坟墓，然后持叉而回，上了前台，又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这就完成了使命，算是把种种孤魂厉鬼都请来看戏了，于是当后面的戏文演到鬼魂时，大家也可以放心了。孩子们请完了鬼便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是倘若被父母知道，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筱，一是打掉他们身上带着的鬼气，二是庆贺他们没有跌死。鲁迅是仕宦之家的子弟，参加这种扮鬼请鬼的“粗野”仪式，实在是有失身分的，但是，他却十分喜爱这种在朦胧中所进行的神秘而蒙昧的壮举，并且在这种壮举中领略到无穷的快乐。
但是，鲁迅酷爱自由的天性，却首先受到了他父亲的跟制。不用说扮演鬼卒，就是参加家乡传统的迎神赛会，父亲也会狠狠地给他浇一盆冷水。在他七岁那一年，小姑母来接他们去东关看五猖会，鲁迅简直兴奋极了。这是全县最有名的盛会，地点是在六十多里外的东关，因为离城远，大清早就得起来。为了奔赴盛会，鲁迅也跟着大家起个大早，在准备开往赛会的大船旁边，兴高采烈地跳着笑着。可是，就在这最美好的时刻，父亲忽然出现在他背后，冷冰冰地命令说：“去拿你的书来！”
鲁迅忐忑不安地拿来了《鉴略》，父亲冷冰冰地教他一句一句读下去，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父亲又命令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父亲说完，便站起来走进书房，鲁迅继续读着，背着，强记着。“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字句，终于像恶梦似地在他脑海里跳动、奔突，最后奇迹般地钳住了他的记忆，接着又象符咒似地从他口中默念了出来。于是父亲冷冰冰地点了点头说：“不错，去罢。”可是经过了这场恶梦的袭击，鲁迅被赛会激起的狂喜已经烟消云散，满腔的热情也已经冰凉了。
鲁迅无法理解父亲这种严酷的感情，然而正是这种严酷的爱，和在远方的祖父的严格的教诲，使鲁迅在少午时代就已经博览群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为他日后创造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高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鲁迅刚满七岁时，周伯宜就把他送进私塾，从这时候起，鲁迅开始了从家庭和学堂这两个地方同时吸取知识的乳汁。他的第一个开蒙老师，是远房的叔祖父周玉田。这位老人藏书很多，像绘图本的《山海经》和《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这些印着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的书，最使鲁迅神往，他从小就表现出爱美的天性。他的父亲命令他背熟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读本《鉴略》，也是周玉田采用的教材。鲁迅后来还曾就学于另一位性情乖僻、也是本家远房叔祖辈的周子京。到了十二岁，鲁迅才进入绍兴城内最严厉的私塾三味书屋，就学于有名的方正博学的老秀才寿镜吾，在这里教书的还有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鲁迅在这里先后读了《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等书。
从七、八岁开始，鲁迅还按照祖父的指点，读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及其他许多古典诗词。祖父给鲁迅兄弟规定了读诗的次序：“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在祖父的影响下，鲁迅除读《诗经》外，还读了《楚辞》及陶潜、李白、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
由于家庭与学校这两方面的灌输，知识象清泉一样源源不绝地注入鲁迅的脑海。从五岁至十七岁之间，他已经博览了中国的许多古籍，除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读的《论语》，《孟子》及旁的一些儒家的经典之外，他还涉猎过许多笔记和野史。那些反抗孔教的仁人志士，使他神往和钦佩，而那些关于吃人的记载，和剥皮酷刑的叙述，又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使他感到惊讶。这种令人恐怖和战栗的故事，跟他所接触的生活太不相同了，他暂时还无法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鲁迅从小就喜欢在知识的海洋里漫游，他用压岁钱的积蓄来买书，特别是买他心爱的画谱、画册，如《芥子园画传》，《花镜》。《毛诗品物图考》等。鲁迅最初在皇甫庄见到《毛诗品物图考》时，真是喜爱极了，后来他积了钱到书店去买到一部，便视若珍宝，偶尔发现有点墨污或别的小毛病，就觉得不自在，赶快拿到书店里去换，甚至换了好几回，最后惹怒了书店的伙计，嘲弄地说：“这比姐姐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换掉。”这种刻薄话使鲁迅生气，不过说实在话，这个少年书迷，爱书也爱得太出奇了。鲁迅买不起的书，就自己动手来抄，他从小就有抄书与描画的习惯，三卷《茶经》，《五木经》他都亲手抄过。《西游记》、《荡寇志》里的绣像，他描画下了一大本，鲁迅从童年时代开始，就为他以后攀上文学艺术的崇山峻岭，铺下了最初的石级。
在中国，任何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战士，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鲁迅在后来所以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表现出那么深刻的认识，在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勇猛的冲杀中，表现出那样惊人的毅力，是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领会紧密相关的。他从古代文化中汲取的民主主义因素，砥砺了他的分辨能力，又看清了封建主义圣贤们在冠冕堂皇的纱幕下所隐藏的东西，因此，当他一旦掌握了先进的批判武器，反戈一击的时候，便切中要害，显示出一种使黑暗势力无法招架的打击力量。
鲁迅的童年，书本曾带给他欢乐，也曾带给他痛苦，他被强制着阅读的那些枯燥乏味的典籍，有时候实在像是一种苦刑在折磨着他。尽管这对他未来的事业具有意义，可是他还不知道。尤其使他幼小的心灵感到难受以至恐怖的，是《二十四孝图》这样的读物。这是一位长辈给他的书，听说书中有图，他很高兴，可是，打开一看，却叫他的心紧缩起来。书中所宣扬的竟是各式各样的愚蠢的虚伪的孝子，那故事也一个个令人扫兴和寒心，甚至是绝望。例如该书列为第一个孝顺的模范是晋代的王祥。他早年丧母，继母朱氏不仅对他凶狠，而且在他父亲面前挑拨离间，使父亲对他感情不好。而他却一味孝顺，在冰坚雪寒的冬天里，继母想吃鱼，他竟脱去衣服卧在河面那铁板一样的冰上，用自己幼弱身体的体温化开冰层，去设法弄鱼!另一个使鲁迅更加厌恶的孝子的模范，是过了古稀之年还撒娇的老莱子，这个七十多岁的白发老头，早巳老态龙钟，却穿上五色斑烂的衣服。摇着拨浪鼓，故意跌倒在父母面前，扮演婴儿的游戏，以博得父母的欢心，真令人肉麻！而最使鲁迅感到惧怕的是“郭巨埋儿”的故事，郭巨生怕自己三岁的儿子会吃掉他母亲的粮食，竟要把亲生的孩子活埋了。幼小的鲁迅看到这种书，心里留着深刻的伤痕。他想，如果父亲学了郭巨，埋的不正是我吗?这种诲孝的教科书，竟是这样的冷酷和可怕!
鲁迅只是由衷地喜爱那些能够带给他美与愉快的画谱，印着绣像的小说，这是他童年时代隐蔽的天堂的一角，而他的天堂还有更美丽、蕴藏着更大欢乐的一角；那是与他的童心和天性完全和谐的世界。
在这天堂的一角里，有给他讲着“猫是老虎的师父”、“水没金山”一类美丽的故事的继祖母。鲁迅常在这些故事里陶醉，并引出许许多多彩色缤纷的美丽的梦。
在这天堂的一角里，还有与他朝夕相处的保姆长妈妈。这个发胖而敦厚的乡村劳动妇女，在夏天的夜里，躺在床上伸开两手两脚，摆成一个“大”字，把鲁迅挤到席子的角落里，没有翻身的余地，不管怎么推她，她也醒不过来。然而这个粗鲁的保姆，却爱鲁迅，还把他最喜欢的书也记在心里。有一天，长妈妈探亲回来的时候，一见面就送给鲁迅一包书。她高兴地告诉鲁迅：“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鲁迅高兴得全身都颤抖了。他赶紧接过来，打开纸包，又打开书本，啊，多么怪诞和神奇的世界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独脚的牛，三脚的鸟，还有那掉了头还“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着盾牌与斧头狂舞的怪物“刑天”……鲁迅又在这种美妙的境界里陶醉了。
在这天堂的一角里，还有属于他的慈爱的母亲鲁瑞。她是户部主事鲁希曾的女儿，绍兴安桥头人，生于清代咸丰年间。当时的中国象是一潭死水，乡村女子被禁锢在家里，很少有人能够识字，她也没上过学，然而凭着自己的毅力，她自修到能够读书的程度。她读了不少的书，最初读的是些弹词，如《天雨花》、《再生缘》，随后看的是演义，大抵家里有的书她都看。有时她还自己买些喜欢读的书，当时新出的章回体小说，她也买来读。她原先裹了脚，清末天足运动兴起时，就放了脚。这个很有胆识的女子，对自己的孩子却有着温柔的母性的爱。当周伯宜命令鲁迅背书时，她静静地听着，为儿子耽心，儿子顺利地背完了书，她为儿子高兴。她每年回娘家时，总把鲁迅带去。
外婆家所在的安桥头是鲁迅儿时的乐土，那是一个离曹娥江不远的，幽静而偏僻的村庄。—条小河缓缓地从村中流过，河里有捕鱼和罱泥的小船。酷爱大自然的鲁迅来到这里后，觉得世界真太美丽了；村庄那么幽雅，田野那么青翠，河里的水草那么婀娜多姿，而斜倚在河畔的那些不知名的小花，在阵阵掠过田垄和小河的野风中，散发着多么浓郁的清香，在这画意盎然的村子里，他和小伙伴们，像活泼的小鸟似地蹦蹦跳跳，嬉戏打闹着。给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大自然风光更增添了无限生机。在月光如水的迷人的静夜里，他们还结伴坐着白篷的小船，去邻近的赵庄看社戏。年幼的陪着小客人坐在舱中，年长的坐在船尾。小伙伴们架起两枝橹，两人一支，一里一换，有说的，有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水声，在左右两岸都是碧绿田野的河流中，飞一般地奔向目的地。船在河里驰行，河岸两边的豆麦散发出的清香，在水气弥漫中扑面而来。淡黑色的起伏的山峦，彷佛是什么巨大的野兽的背脊，缓缓地向船尾跑去了。一会儿，见到赵庄了，旨先扑进鲁迅眼里的是屹立在庄外河边空地上的一座戏台，远远地它在朦胧的月光下显得十分迷人，鲁迅几乎疑心是在画里见过的仙境，竟在这里出现了。
在童年时候，鲁迅的天堂还不仅是这一些。东昌坊口新台门的院子里，另有一个小小的天堂，虽然没有水乡那么广阔，却也有着许许多多动物与植物，这就是鲁迅家院子后面的百草园。这里有碧绿的莱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蝉儿在树叶丛中不住地鸣唱，黄蜂在菜花地里忙碌着，轻盈的云雀忽然象一枝箭似地从草间飞向半空中去。而在短短的泥墙底下，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看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背脊，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鲁迅到了三味书屋之后，老师虽然很严厉，但在这里也有许多快乐，当老寿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他的几个同学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而他就开始画画，用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地描下来。书屋后面还有一个狭小的园子，同学们可以偷着去花坛上折梅花，找蝉蜕，捉苍蝇喂蚂蚁……”。这一切都是那样美好，那样和谐地点缀着他生命的早晨。天真的、快乐的少年鲁迅，哪里知道人间还有许多肮脏和黑暗，苦难与贫穷。在他充满着稚气的眼里，整个无边无涯的世界，都像他家里的院落，都象百草园、三味书屋，都象安桥头那里的静幽幽的小河与田野，都是那么秀丽，那么生动，那么充满情趣。他不知道，在他的视野之内的小小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悲惨世界，那里还有不平，还有哀伤，还有恶对善的摧残，丑对美的践踏，还有终年象牛马一样辛苦辗转的劳动者，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的悬崖之上，他还以为，那些陪伴着他的乡村里的小伙伴，也象花木和鸟禽一样，自由自在地生长，无忧无虑地装点着辽阔的大自然。
十三岁以前的鲁迅，在温暖与欢乐中过着士大夫家庭里的少爷生活，他还不了解社会，不了解社会中除了窗明几净、丰衣足食的天堂之外，还有一个黑暗如漆的人间活地狱，更没有想到他后来竟成了推翻这个地狱的勇士。
一八九三年，在鲁迅的家庭中，发生了一场决定他命运的风暴。这场风暴，无情地摧垮了周家的安乐世界，从此和平与安宁结束了，败落与苦难降临了。这年三月，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告假回籍。就在这年的秋天，他一手造成的灾祸到来了。这是浙江举行乡试的一年，主考官殷如璋已经离京前来。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年，曾经相识。亲友中便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让子弟出头的好机会，于是，几个富有的人家凑齐了一万两银子，写成钱庄的期票，请周福清出面去贿赂主考官。这些子弟中间也有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周福清承允此事后，便到苏州去拜访主考官，随即又命跟班将装有期票的信函给主考官进去。那时正、副主考官正在船上闲谈，主考官见到信，知道其中必有奥妙，并不拆看。可是那个老实而粗笨的跟班却急得叫嚷起来，说信里有钱为什么不给他回条。这一声喊叫，把一场风暴刮起来了。殷如璋打开信阅读了一遍后，很严厉地宣告了信中的关节。周福清很快就作为案犯，被送往苏州府查办。知府王仁堪本来想含混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替周福清开脱。可是傲气十足的周福清却否认自己有神经病。他振振有词地历数考场行贿的许多故事，说自己不过是照此办理而已。王仁堪无可奈何，只好将周福清押往浙江处理。在清代，科场案历来被当作重罪，有时一案竟要杀戮几十人之多。到了清朝末年，对这种案件的处理才有所缓和。周福清一案由浙江审理后，呈报刑部，请旨处分，定为“斩监候”。他后来在杭州府的监狱内被关押了八年之久。这场大变故，对于鲁迅一家是个翻天覆地的灾难。他们不得不挤出全家收入的钱财，来填补这个无底的深渊。定为“斩监候”的周福清，年年都有被处死的威胁，特别是到了“秋决”时候，家里人为了避免危险，每年都得花一大笔钱去通融；监候了八年，通融了八年，钱财几乎被搜刮光了。从此以后，周家丧尽了元气，象是一艘破旧的即将沉没的船舶，颠簸在艰难用苦的沧海之中。鲁迅当然也在这艘破败的船舶中浮沉。他的祖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中，他的一家也不能不回避株连的打击。于是，他和他的弟弟随同母亲离开县城，到外婆家避难。家庭的不幸，把鲁迅从五彩缤纷的半空中抛到了潮湿和泥泞的地上，他开始看清了地上的污秽。外婆家远不是第一次去，不过这一次以逃难者的身分再次前往时，他感到了许多新的印象。他在从前只看到一些表面的笑影，因此给他带来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甜蜜的梦，如今，这个梦已经被严酷的现实搅碎了。他在这里开始被人们瞧不起，往日还巴结他家的一些人，现在把他当成乞丐看待，取笑他为乞食者。后来到他舅父家逃难的时候，他看到的也是这种世态的炎凉。这种践踏和侮辱人格的嘲讽，深深地刺伤了鲁迅倔强的心，他感到愤恨，感到耻辱。当他还是个少爷的时候，在耳边响动着的是没完没了的甜言蜜语，而一旦家庭遭到灾难以后，就马上被投入乞食者的行列，他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样的是势利小人。冷酷的社会啊，你为什么那样的势利，那样的缺乏善良、正直和同情心?
真如俗话所说，祸不单行。鲁迅的家庭刚刚经受了祖父下狱的打击，第二个打击又接踵而来，这就是父亲周伯宜得了重病。祖父的不幸遭遇，象千钧巨石压在鲁迅父亲的心上，使他深深地感到了打击的沉重。他在科举的坎坷道路上，前途本来就是渺茫的，现在更没有希望了，他生来缺乏持家的能力，而现在家庭的重担却全部压在他的双肩上；为了营救狱中的老人，家道迅速地破落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一阵风暴卷走了他家的财产和土地。衰败，紊乱，绝望，逃难，汇成一座精神上沉重的十字架，简直要把他的心压碎．他的脾气更坏了，酒也喝得更凶了，终于身体支撑不住，严重的肺病把他摧垮了。父亲病倒，作为长子的鲁迅，不能不过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担。为了营救祖父，需要钱；为了给父亲治病，也需要钱，然而，家境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唯一的办法是靠变卖衣服和首饰来维持。于是，鲁迅几乎每天都到当铺里去，把衣服或首饰送上比他高出一倍的柜台，在侮蔑中接过了一点可怜的钱，然后再到药店里，在和他一样高的柜台前，给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在家庭没落的凄凉气氛中，这种愁苦挣扎的滋味是难受的，他不能不感到这人世的痛楚与冰冷。
周伯宜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前后诊治了两年，竟没有一个医生说得清楚。他开始时吐血很凶，家里人根据庸医“医者意也”的说法，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给他喝，据说因为血是红的，墨是黑的，黑色可以冲掉红色。这样，弄得他喝得满脸漆黑。碰到这种庸医，当然等于是见鬼。后来，周伯宜的病情更加恶化，水肿也逐渐厉害起来，辗转请来了当时的名医何廉臣，诊费自然也是很贵的，开的“药引”却更加古怪，他开得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难的是“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是不能算数的，也许是不合“贞节”而被取消了做药引的资格。鲁迅弟兄为了寻找这种药引，就到“百草园”的菜地里，拚命地翻土块，好不容易找到了同居在一起的蟋蟀，不过土块一掀开，它们就蹦跳开了，弟兄两人便分头追赶，如果只捉到一只，就不能构成原配的一对，只好把捉到的这一只也放走了。
何廉臣看到病人水肿，便说这是一种鼓胀病，于是按照“医者意也”的万应药方，开出一种更奇怪的“败鼓皮丸”，这是用打破的鼓皮做成的。既是鼓胀，那么用打破的鼓皮做成丸药，想来必定可以克伏了。这样荒唐的医术，当然无法救治周伯宜的病。何廉臣还提议服他的一种灵丹，说是点在舌上，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周伯宜早巳对他的治疗丧失了信心，只是轻轻地摇着头。经过名医们两年来的摆布，周伯宜的生命终于熄灭了，那时鲁迅就在父亲身旁，他亲眼看着这盏生命之灯熄灭的惨象，心里留下了永久的伤痛。父亲死时，鲁迅才十六岁。十六岁的少年不得不和他心情沉重的母亲一起，忍着极度的悲痛，艰难地支撑着这个迅速崩溃了的家庭。为了营救祖父，他家里的四、五十亩水田已卖掉不少；为了给父亲治病和办理丧事，又将余下的水田全部卖掉了。原先仕宦之家的兴旺和繁盛，一部分随着祖父关进了昏黑的监狱，一部分随着父亲埋入了寂寞的坟墓，现在只剩下困顿，贫穷和悲凉。从这时起，鲁迅静悄悄地，凄凉地告别了天真的年代，再也无心在孩子的世界里嘻闹了。他倒是常常到堂房的叔祖母子传太太那里，和他们夫妇闲谈，以排遣自己的忧愁和烦恼。有一次，他说起有许多东西需要买，就是没有钱。子传太太便怂恿他说，“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鲁迅说母亲已经没有钱了，子传太太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鲁迅又说首饰也没有了，子传太太接着说：“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
鲁迅觉得她的话里似乎有些恶意，便不到那里去谈天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光景，就听到一种流言，说他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听了这流言，鲁迅感到很气愤也很寒心，有如掉在冰水里一样。父亲去世后，鲁迅就代表自己的一家，和族中的十多户人家议事。这些名分上是长辈的人们，常常讥讽和欺侮鲁迅。有时候，当大家公议这一房中的重大事情时，往往逼着鲁迅表态。鲁迅说要请示尚在狱中的祖父，话刚出口，便有许多恶意的眼光射向鲁迅，象烧红了的针一样，刺伤着他的心。在人间原来竟有这样意想不到的冷酷与阴险，要不是这场灾难的袭击，他也许还不会看清人世间这许多原被脂粉涂抹着的真面目。鲁迅对他曾经迷恋过、沉醉过的家乡开始感到厌恶了。他看透了那些人的嘴脸，他不愿意再和他们一起生活，也绝不愿意去学作幕友。他决定离开家乡，离开这个过去使他感到爱和欢乐，而现在却只给他带来痛苦和憎恨的家乡。
别了，家乡！心灵里饱含着苦痛的鲁迅，决定到别的地方，走别的道路，寻找别样的人们。
（选自《鲁迅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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