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秦腔，可能你会想到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小说《秦腔》。这本书我也买了一本，还没有仔细阅读。这里我想说一下我和秦腔的渊源，顺便也谈谈我对秦腔的看法。

作为一个出生在黄土高原的陕西人，自幼耳濡目染，对秦腔多少有一些了解。小时候没有多少机会去省城的大戏院看戏，更多地是在农村通过哪些民间艺人来了解这个古老的戏种。农村人晚上基本没有什么娱乐，那年月也没有电视，天一黑大多数人就睡觉了。对孩童来说，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时候主要就是谁家要过红白喜事的时候，一般主人家会邀请一些民间的秦腔艺人自发组成的戏班子来助兴。戏班子很简陋，没有舞台，也不用化妆，简单的道具和乐器一扛就走，到了目的地，几个凳子一支就开张了。主要以清唱为主，根本不用担心观众，肯定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的满满地，办丧事这种事本来就不常有啊，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热闹的机会，谁会轻易错过呢？这些艺人本来就是周围村的熟人，心里也觉着亲切，不可能产生那种明星的距离感。突然间一个你平时很熟悉的人表情严肃地绘声绘色地装扮戏里面一个角色，你会觉得很滑稽，忍不住就想笑。至于戏词和唱腔水平如何，根本就不是孩子们关心的事情。

秦腔的剧目很多，我们那里经常唱的就那么几出戏，如那年月流行的《三滴血》，《辕门斩子》，《铡美案》，《周仁回府》等，想起来也很奇怪，大多数的观众就是爱听老戏，老戏内容熟悉，还能跟着哼几句，有的人还特投入，经常为某个演员的一句台词的唱法争得面红耳赤，不肯罢休，真正地入戏了啊。新戏内容陌生，唱腔不好比较，缺乏亲切感，特别是老人就不感兴趣。我想这也是戏曲自身的悲哀，如果总是老调重弹，怎么会吸引年轻人呢？没有年轻人的参与，就很难革新创新，就没有生命力，就很难发展。这也是许多戏曲届人士总是抱怨但总也没法解决的一个命题。

等到我在县一中读书，县城虽破，但人气旺，娱乐的项目多一些。八十年代初，政府鼓励集市贸易，我们县每年有一个十月城乡贸易大会，鼓励附近县的人来交易。每次时间大概10天左右。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唱大戏，引入一些县城甚至是地市级的剧团来参加，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歇地唱。偶尔省城的名家也来露一下脸，那轰动效应就更大了。记得当时陕西有个唱须生的名角叫任哲中，他就是扮演《周仁回府》里的周仁而出名。有一年交易会，他回家路过我们县，被人知晓拦住，非要他在唱几句才放行。结果那天的人爆满，交通完全瘫痪。据说他也就唱了不到二十分钟，主办方给了他2000元。那时间的两千元是个什么概念？反正我父亲每月56元钱工资几乎养活了我们全家8口人。说到这里，你也就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追星那么猛烈了。哪些明星是普通人梦想的一个载体，可以把他们带到一个终日里魂牵梦绕的一个虚幻世界，他们解脱满足而已。

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还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个戏迷给朋友吹嘘说他见过秦腔名家郝彩凤，还跟她对过一次话。朋友很羡慕地问怎么回事？那个人说他偷偷溜到后台去看人家化妆，结果被郝彩凤发现，骂了他一句“滚！”。还把他乐得不亦乐乎呢。后来，我们班上有个同学酷爱秦腔，还经常能表演一些片断，他是任哲中的戏迷，对周仁的台词都能琅琅上口。慢慢地，在他的影响下，我从以前的看热闹也逐渐能够看出些门道了，也就上瘾了。县城的面积大，这种不管是过丧事或者剧团来访的机会多，我在高三高考以前，经常是被这位同学拉着去听戏，为此的确学习受影响不小。我们的同学都是尖子生，智力水平都不低，比的就是时间和功夫，而我们却把功夫花在享受戏曲之乐了，为此学习成绩也是大受影响，幸亏我高三开始戒戏戒电视，成绩才又重新赶了上来的。记得有一次，县剧院来了一个团，我们没钱买票，就偷着溜进去了。进去后戏已经开演了半个多小时了，人满满的，连过道上都是人。没有办法就在过道上蹲了一个半小时，硬是憋着上不了厕所。等戏演完后，腿麻木得都走不动了。

秦腔历史悠久，剧目和角色比较齐全，在西北五省流传广泛，深受当地人的欢迎。外省人咋一听，觉得秦腔特别震耳，吼声大。你想想，古时的西北高原人烟稀少，满目苍凉，山峦叠嶂，崎岖不平，常常是站在这山头看着邻山的人很近，只有吼着说话对方才能听见，要是走过去得耗时半天不止。久而久之，吼就成了山人传达信息的一种形式。另外，当你站在那高高的垣上，朝着辽阔的群山或者平原吼那么一嗓子，不但能释放心中的压力，有利于健康。秦腔的这个特点特别适合表达一些慷慨悲壮的悲剧情节，以苦戏剧多。这也暗合了中国普通人几千年来的苦难命运，需要这么一个舞台来宣泄，台上唱得凄切，台下听得怆然，借古人的故事诉说听戏人心中的委屈，心灵在那一瞬间得到超脱，这才是秦腔广受欢迎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