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至少，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睿智得多。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共有两句话。难理解的是头一句。此处的质，指的是个人的内在品质，实在的为人。文指个人的外在修饰，看起来的修养，包括表达内心活动的语言文辞。注重内在而忽于外在的人，太质朴，未经雕琢，太原生态了，有点儿像个乡野之人。有粗野的意思。这样的人应该“先进于礼乐”，不断加强文的修养，才能入于君子之列。但是，如果内在差，而外在修饰斐然，则虚华无实。为什么说这种人是史呢？这种人有点象“多饰少实”的史家。在《礼记·表记》中孔子曾说过：“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说的是夏代的史官比较实在，但文采不够。而周代史官则虚多实少。装饰过了头。孔子提倡，做人要像做史一样的来要求，文与质两者要和谐融洽，即文质彬彬。这一看法，后来又演化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观点。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很难理解孔子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两句的真正意思。即使是觉得懂了，也觉得很勉强，很牵强。直到今天即2017年10月6日，我突然又有了新的理解。历史学家不是追求史实的吗？尽管有人确实歪曲历史。昨天晚上突然想到胡适的那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一下子就明白了。看来孔子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比胡适要早上两千多年。孔子的话这样理解就顺了：野史里面讲的可往往都是实在的话，一点不加虚饰，内容胜于形式，官史可就虚的多实的少了，形式胜于内容。做人不能像做史，既不能像野史，也不能像官史，要取其中，也就是文质彬彬了，也就是君子了。孔子的这个观点，后来又被用来评价做文做诗。由史及人再到诗。看来孔子对史官之史是很懂的，并不差于胡适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