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一：1964年考入复旦大学

题图二：1978年赴杭赶考后，全家游览三潭印月

1964年考入复旦大学。

65年某日傍晚，从7号楼宿舍去图书馆阅览室。途中，我对同窗Z说：复旦，最有价值，最开心的时间有两个。Z问：哪两个？吾答：早上去教室，晚上去图书馆。

65年12月，奉命，外文系停课。全体师生开赴龙华公社参加为时半年的“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业戛然而止。回校，与文革无缝衔接。1970年7月离校，满打满算，复旦求学：一年4个月。

1978年。

一晃，在海岛坎门中学已经工作6年。8月，赶考杭城。结果，金榜题名：杭州大学英语系进修班。坊间称“回炉班”。2年，苦读恶补，补足在复旦未竟之本科学业。

课余，骑车过松木场，过断桥，去孤山之阴石径，歇坐长椅，面对西湖，捧读《英语》（5-8册，文革前出版的英语专业高年级的精读教材）

乐哉！徜徉于英美文学名著的字里行间，for a change，读唐宋诗词及散文。累了，抬眼看西湖，以及北山街上一排苍茫梧桐大树；

哀哉！想到：举目无亲的夫人在海岛站讲台，还要带五岁女儿，苦！想到：两年后，会像招生简章许诺的那样成为“杭州大学基础课的教师”吗？悬！

1980年，终究未能留校当“基础课教师”。从杭州到临海。“升”了一级：从坎门中学到台州师专。

杭州两年垫底，在临海，如鱼得水。十年光阴，年富力强，安居乐业，教学与对英语的研究及著书立说完美结合。

假如没有两年杭州大学。13年之后，即便交通大学让我做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岂敢？

2004年，我的博士生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生（当年交大仅一名）

2009年，退休后三年，我被教育部聘请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议评审专家。（聘书见照片）

两所大学的人生呼应！

一叹：时也，运也，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