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一

10月27日 - 30日有宁波四日闲住，到宁波当日下午即参观天一阁，宁波行，令我思绪翻滚，令我思考入港者，唯宁波天一阁也。

题记二

范钦藏书有方，如果他教子无方，就不会有今日之天一阁。君不见今日之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纷纷趴下，且成前赴后继之势。反观范钦，天一阁能够流芳百世，他的持家教子也堪称人间楷模！

----------------------------------

思考之一：藏书与教子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名闻全国，始于此矣。

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从1561年 → 1772年，光阴飞逝，211年过去了。从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天一阁，藏书楼一代一代传而不失，一直到其八世孙范懋柱进献藏书638种给乾隆皇帝。这件事本身就是范氏家族的一个奇迹。

范家藏书，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其中必有缘由。诚然， 这与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八字族规有关 - 代不分书，书不出阁。

制定族规易，实行难。

发人深省的故事发生了！八十高龄的范钦自知来日无多，大儿子范大冲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亡故）被叫到病榻前，用今天的话来说，范大冲和二儿媳妇也属于“官二代”了，范钦要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弥留之际，范钦头脑清醒，决定分遗产。他给出了一道他思考了一生的选择题：遗产被分成两份 → 万两白银/一楼藏书。让大儿子和二儿媳挑选。

　这种遗产分割法是反常规的，符合透明的原则，但绝不符合公平公正原则。

选万两白银者，白银可以拿来就用，且终生享用；而一楼藏书则不能享用终生，却要负重一生，藏书绝对不能变卖一册，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

范钦乃大彻大悟之人，他想穿了，看穿了：要么后代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继承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让这一楼书籍都随自己的生命gone with the wind！

在范钦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他心里是有底的，或者说他的内心充满了自信，几十年的家教（含身教和言教），让范钦自信满满。

果然，不出所料，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我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如此这般，范钦合上了双眼，寿终正寝，心安理得而去。

事实证明，范钦藏书有方，教子更有方，一代又一代，绵延两百多年，其八世孙范懋柱进献藏书638种给乾隆皇帝。天一阁的历史到达了一个光辉的顶点！

自建造天一阁算起，一晃453年过去了。历史既前进了，又倒退了。

数千年来，家教，或曰教子有方还是教子无方，是一种社会文化。如今的这种社会文化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不言自明。且不说，现在的“达官贵人”中已无范钦这样的书痴，说到他们教子方法，让人汗颜哟。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一个接一个成了媒体的曝光对象。被曝光者，非薛蟠，即高衙内也！

思考之二：家规与破例

假如范钦的后代，皆严防死守家规底线，充其量，远近闻名于一点：范家藏书多多，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天一阁有多块写明禁规的牌子，比如：烟酒切忌登楼、女不上楼、书不出阁、外姓人不准上楼，等等。

既然有严格的家规，自大儿子范大冲开始，有外姓人要求进入藏书楼吗？

所幸的是，故事发生了，而范家子孙却把这个故事写得有声有色。

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的春天，天一阁建成100多年之后。黄宗羲来了，虽然，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的家规。

黄宗羲（1610年 - 1695年）何许人也？他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涉及经学、史学、思想、地理、天文历算、教育等），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面对前所未有的外姓人的请求，范氏家族的各房商议之后，竟然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就是范钦后人的品质！令人敬佩。对一般外姓人严防死守，而对黄宗羲却网开一面。一个藏书家族，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有思想，有抱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守书奴”，他们向黄宗羲交出他们一代代珍藏严守的全部钥匙。

　长衣布鞋的黄宗羲先生，悄然登楼了。铜锁一具具打开，1673年 - 天一阁历史上别具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毕竟是黄宗羲，在天一阁他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世人对这座藏书楼另眼相看。

在此后的近200年中，获誉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大家、大学者也不过10余名。

黄宗羲进入天一阁之后99年，即公元1772年，即乾隆三十七年，这一年乾隆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

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一律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今天，你去北京故宫参观，唯有一座宫殿瓦是绿色的文渊阁，即皇家藏书楼，就是模仿宁波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建造的。

天一阁，你已经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有些文章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此言差矣。任何藏书的终极目的皆非在于一个“藏”字。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私家珍藏，家族性的收藏之价值就极大提升。天一阁名播海内，范钦成功了，天一阁成功了！

　思考之三：学者与藏书

毕竟深秋，2014年10月27日下午四点，天色始暗。天一阁内小家书店服务员跟我说，左拐之后右行，即可到状元厅。

果然，这里藏着一个值得一看的状元厅。

我思绪渐渐活跃起来。

从逻辑上讲，学者与藏书是一种和谐的结合，一种必然的联姻。可是，范钦偏偏官拜“兵部右侍郎”！

在现实生活之中，学者，甚至是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未必就“家藏万卷书”，这仿佛是一个悖论。

让我难忘的是中国现代的两位大学者。

一位是钱钟书。

他们家的藏书并不太多，许多文字都存在他的脑子里，甚至，他会用英语背出一大段一大段的原文，令人惊叹不已。钱钟书有句名言：要资料可到图书馆去查呀。有一幅钱氏书房照片，书房十分简洁，书架上疏疏朗朗，陈列着些许厚册大书，估计是辞典之类的工具书。没有一般学者家中满坑满谷、汗牛充栋的壅塞象。

人生不易，一不小心当上了教授。教授不能不读书，教授不能不读书呀。曾经节衣缩食，渐渐地添置了不少书籍，尤其是宛如砖块的一册册工具书。三室两厅的家，其中一室，满壁皆书也。

钱钟书属于仙人级的学者，我等凡夫俗子，焉能望其项背？

一位是杨宪益。

　大翻译家杨宪益非常好客，对来访者，他永远只会说“欢迎”，不仅仅是那些老朋友，对于很多慕名而去的晚辈，他也都是高高兴兴地接待。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杨宪益看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他说这个人好玩，就说明他喜欢这个人，他不喜欢不苟言笑的君子，宁愿与鲁莽而天真的流氓交朋友。杨宪益曾在自传中表示他喜欢曹操，因为和他个性，他爱好诗歌、女人和酒。

　　每个到过杨宪益家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归。他经常说：“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于是，在他的家里甚至找不到一本他自己的作品，因为无论多少书出版了，他很快就送光了。自己的著作和译作读一本不留，遑论藏书？日长世久，他的家真是家徒四壁了。

　　经常去杨宪益家做客的吴寿松每次看到他书柜空空，甚至连自己的译作都找不到，就将自己珍藏的几套译作（比如，杨先生和夫人合译的《红楼梦》）拿给杨宪益，让他做个收藏和纪念，有客人来可以示客。“可是下次去准保没有了，一问送人了。我就笑着说下次我可不送你了，你根本留不住。”

　　杨宪益的外甥女、画家赵蘅也回忆说，“每次来人，舅舅都会主动指指客厅外的那边，让他们看看书柜里有什么喜欢的，都可以拿，就像是固定的节目。舅舅大撒把的东西不计其数，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赠送的文学荣誉博士服、大批古董藏书、自己译著和诗文集有没有，他都无所谓。”

独自在空荡荡的天一阁的状元厅内，胡思乱想至此，自己也觉得可笑，“噗嗤”一声，竟然笑出声来。

-- 老先生，别笑了，我们要打烊哉。（枯坐一旁的服务员跟我说）

此刻，我的思绪才从云里回到了现实 -- 该走了，人家下逐客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