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1939年他也说到这事：“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周冠五当时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那天晚上，是我扶新郎上楼。楼上是两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见了新媳妇，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王鹤照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鲁迅婚后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当时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担心着新夫妇的动静，一到夜深，她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少谈话。二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床边的一张床里。在走过了一系列繁杂的过程，如拜宗祠、拜家中男女老少、新郎新娘并肩而拜、拜族中长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接受小辈拜礼、“回门”之后，鲁迅就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房中。弟弟周建人说:“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从照片来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

　　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