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晚年为什么不回绍兴

今晚报【2011年03月17日/ 18日】

　　作者：张映勤

　　两年内三次到绍兴，到绍兴必不可少的内容是参观鲁迅故居。

　　最近一次到绍兴是在2010年9月，匆匆忙忙又看了一遍鲁迅故居。我边走边想，鲁迅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回过故乡。1919年12月29日鲁迅最后一次离开绍兴，是为了变卖新台门周宅，接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京居住。直到1936年10月19日去世，享年56岁，也就是说在他生命的最后 17年里始终没有回过老家。自从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一直生活在上海，上海距离绍兴，大概140公里左右，这点距离即使在交通不算发达的当年，也不足以成为鲁迅不回绍兴的理由，这里面一定有值得玩味的其它原因。

　　鲁迅先生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鲁迅应该也和别人一样，对自己的故乡怀有深厚感情，他在后来的许多散文中总是回忆着少年时期在绍兴的生活，但是他同时又在避讳着绍兴，警惕着绍兴，表现出一种与家乡漠然隔绝的态度。甚至当别人问他的籍贯时，鲁迅都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而笼统地说是浙江人。

　　对此周作人曾分析过绍兴人为什么不喜欢“绍兴”：“但是绍兴人似乎有点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这个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约总不出这几个理由。第一是不够古雅，于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但用吉祥字面做年号，妄意改换地名，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这地方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鲁迅便是这样，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

　　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绍兴人真的名声不好吗？

　　当然不是，绍兴自古为鱼米之乡、富庶之地，文化悠久、名人辈出，在全国同等城市中绍兴的各项指标应该都是名列前茅，生于这样的名城应该是一种骄傲，不可能因此而回避。不错，过去有“无绍不成衙，无徽不成当”之说，绍兴是出过不少师爷，清代官署中的幕僚，绍兴籍的人较多，师爷之名有时含有贬义。梁实秋当年在跟鲁迅打笔仗时，曾就鲁迅的籍贯加以讽刺，说因为他是绍兴人,便“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梁实秋《关于鲁迅》)这一点，正是鲁迅所忌恨的。但是师爷毕竟是有一定地位、有一定文化的，不是所谓穷苦下层引车卖浆者流，这不应该是鲁迅从感情上抗拒绍兴二字的理由。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少年经历决定着他的人生走向，决定着他的性格特点。我们不妨从少年鲁迅身上寻找原因。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绍兴一个官宦家庭，但在他13岁那年，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去世，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少年的鲁迅经常出入药店和当铺。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谈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家庭的败落让身为长子的少年鲁迅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这当然给他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阴影,而造成他精神上的阴影又远远大于物质上的困顿。

　　在物质生活上，周家虽然败落了，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家的败落是和以前相比，生活上较之一般人家不会差很多。对鲁迅来说，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打击。周家过去在绍兴应该说是声名显赫，这从周家新台门宏伟的建筑规模上可见一斑。鲁迅的祖父周介孚33岁(1871年)考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曾在京做官。在当年不大的绍兴城，周家自然是受人尊敬的名门望族。但不幸的是祖父却因科场舞弊案入狱，这在当时当地肯定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尤其是在重视读书、文化氛围浓厚的绍兴，科场舞弊这种不好的名声为家属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祖父出事后逃到上海，鲁迅到乡下外祖父家避难，其后祖父自首，被判斩监候入狱，随时有被处决的危险，父亲功名不就，重病缠身，少年的鲁迅一度生活在紧张焦虑惊悸的状态中，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因为生活变故带来的心理落差，更是精神上的压抑。请注意这一句话：“在侮蔑里接了钱……”我以为，让鲁迅感到侮蔑的决不仅仅是质铺里的伙计，也许还有周围数不清的熟人，甚至亲人，人们看他的表情是怪怪的，眼光是冷冷的，语调是凉凉的，世态炎凉对敏感的鲁迅造成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让他“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正是在绍兴，鲁迅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人生丑恶无情的阴暗面，于是产生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想法。1898年，18岁的鲁迅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随着他的成长，少年时代绍兴生活留下的巨大阴影让鲁迅对故乡在感情上产生了隔膜，这是后来他不愿提起绍兴、不回绍兴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造成鲁迅不回绍兴的原因，我以为和他的夫人朱安有关。朱安也是绍兴人，家庭富足，名门之后。他们的婚姻是由鲁迅的亲戚做媒，母亲鲁瑞做主。鲁迅对这一段婚姻痛心疾首，称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当时鲁迅正在日本，是母亲将他召回绍兴，鲁迅身不由己扮演了新郎的角色。新婚之夜揭开盖头，他第一次见到新娘，不禁大失所望，眼前的朱安瘦小枯干，面色黄白，尖下颏，薄嘴唇，宽前额。鲁迅心里的苦恼和愤恨是可想而知的。婚后的第四天，他便和二弟周作人返回日本。

　　在日本留学7年后，1910年鲁迅回到绍兴担任师范学校校长，他这时的状态是：囚发蓝衫，喝酒抽烟，意志消沉，荒落殆尽，其内心的痛苦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他长期住在学校宿舍，尽管离家并不很远，走路只需几十分钟，但鲁迅每周只回家一次，主要是看望母亲，对妻子朱安几乎不闻不问，两人形同路人。一旦有机会他一定会逃离家乡，以躲避痛苦的婚姻。果然，1912年，他应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第二次离开故乡。

　　对鲁迅不喜欢妻子朱安，许多人为尊者讳，说是因为朱安是一个旧时代的女人，不识字，缠小脚，和鲁迅没有共同的志趣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我以为还是因为朱安不漂亮，缺乏女性起码的魅力，朱安的外在条件，鲁迅在婚前并非一无所知，但是他和朱安未谋一面，婚前也许还心存幻想。新婚之夜新娘的身材相貌让他彻底绝望，这才是让他远离妻子的最主要原因。

　　这之后，鲁迅在北京最终与许广平相恋，两人几经周折，于1927年10月在上海共同生活。

　　鲁迅在感情上从来没有接受过朱安，这个可怜的女人为鲁迅守了一辈子活寡。就两人的婚姻而言，朱安无过错可言，此中的是非我们不去管它，问题是，作为两人的共同故乡绍兴，另组家庭的鲁迅如何面对，最明智的选择只能是回避。试想：鲁迅的亲戚朋友、同学乡里，朱安的娘家亲人等等都在绍兴，假设鲁迅回去，以他当时的状况，自己或朱安的亲友问起家里情况，问起朱安，鲁迅会如何作答，以鲁迅的自尊自重，这个尴尬的话题实在是难以面对。

　　婚姻的失意，爱情的绝望，发生地都在故乡，绍兴成了他的伤心之地。

　　鲁迅晚年不回绍兴的再一个原因，我以为还与他的家庭、兄弟有关。

　　鲁迅13岁时，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迅速败落，少年的鲁迅经常出入药店和当铺。在《呐喊自序》中，他谈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少年的鲁迅一度生活在紧张焦虑惊悸的状态中，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因为生活变故带来的心理落差、经济压力，更是精神上的压抑。请注意这一句话：“在侮蔑里接了钱……”我以为，让鲁迅感到侮蔑的绝不仅仅是质铺里的伙计，也许还有周围数不清的熟人，甚至是同族亲人。父亲去世以后，有一回家族聚议，重新分配房屋，亲戚本家欺负鲁迅家，要把坏房子分给他们，鲁迅作为一房长孙，称祖父还在狱中，坚决不肯签字，由此引起一位本家长辈的厉声呵责。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记载过这件事：鲁迅往南京前一年间“和本家会议本"台门" 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更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

　　1919年12月初，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鲁迅接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北上。年初的时候，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及此事：“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8页）变卖绍兴老屋是因为“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这里面很可能与族人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鲁迅居住的新台门都是他的本家亲戚，却也因为家庭的变故，变得冷酷和势利起来，这不禁让敏感的他对家乡人产生一种感情上的憎恶。变卖新台门周宅，接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京与二弟周作人同住于八道湾，他在绍兴几乎没有情感牵挂与依恋之人，绍兴自然没有非回去不可的理由。

　　再说鲁迅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二人分别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姐妹，两姐妹于 1911年9月、1912年5月分别在绍兴生活八九年之多，并各生育三个儿女。兄弟俩娶日本姐妹俩为妻，并且生儿育女，这样的家庭在一百年前的绍兴城肯定是轰动一时，备受乡邻亲友关注的。可是，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手足情断；1925年三弟周建人也像大哥一样，在上海重组家庭，抛弃了在北京的妻子。绍兴不是鲁迅一个人的家乡，与三兄弟及其妻子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到绍兴，自然无法回避相关的话题，而这些家庭的重大变故及个人隐私，都是鲁迅对家乡亲友不愿提及的，索性不如避而不回，把绍兴留在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