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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文字
(2020-11-04 22: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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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化时评 |
分类： 青梅煮酒 |
白衣书生
在评论家面前把玩文字，是危险的。
我记得，大约有快十年的样子了，我曾请三位关系好的评论家，对我的文字以作评论。一位是北京的，一位是浙江的，一位是四川的。只不过，我希望莫要一味地褒扬，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批驳与置疑。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我都可以坦然地去接受。他们当时都答应下来，结果至今都再无响动。我想，他们大抵都很忙，忙于对很多大作家的，名气大的作家诗人的作品进行研析，哪还顾得上我呢！于是这个事我就郁闷归郁闷，却绝口不提。兴许这样，大家就都忘了，就可以继续开心地玩耍与笑闹的了，一点都不会伤感情。
兴许也是那个时候，一位女诗人告诉我，她上海那边的朋友说，要不要将她的诗集炒作炒作，但可能需要一位名气比较大的评论家去帮着写篇书评，在某个大刊上去发表。为了达到炒作并引人讨论的效果，得以批评为主。结果那位女诗人，便果断地拒绝掉了。在她告诉我的时候，显然不无郁闷，但我还是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以批评更容易达到炒作的效果，顺评反而平平。她一下子就惊呆了，虽然觉得我讲得没错，但依然不乐意去那么做，好歹总是自尊心受不了。据我所知，那位给她出主意的朋友，本身就是一位好不错的评论家，跟她那样讲还真是没把她当外人。多年以后，原本卓有才华的她，竟慢慢地歇下了诗歌，跨界去学了画画，并且进展神速。我由于曾经热情过了头，显然是累坏了，就慢慢地疏于组织文学交流活动，于是我们就成了那种不常见面的好朋友，加之她的性格不大喜欢见生人，有时竟连我的生日也未必会来参加，但我都表示莫大的理解，并且一点都不损情谊。君子之交淡如水，兴许这也是朋友中的一种存在与方式，尊重就成了。在一年前的一次会面，她竟然告诉我，她以前的那本诗集老卖不出去，成天堆在屋子里占地方，干脆就当作废品给处理掉了，直让我瞠目结舌，痛惜不已。
事实上，我也是要从事文学评论的，主要是书评，还包括作序和文评。有一年，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文学平台要出刊，邀我写篇卷首语，时间只有三天，显然是紧了点，加之我没能看到入选的那些作品，于是便只好拒绝。原本写卷首语这种事情，显然要比专门的评论要轻松得多，完全可以诗意一些，慨化一些，作些对未来远景的描绘，予以寄托与期望，哼哼哈哈，便可了事，但我依是拒绝了。因为在我看来，若是没有较为充分的酝酿，尤其没有看到那些作品，不了解情况，就贸然地去写，虽然可以交差，甚至混个交情，但于我而言，终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宁肯不写。
我的“宁肯不写”实在是个大障碍。究其根源，便在于那么一句“要么不说，要么就说真话”造成的，由此可见我的执拗，非同一般。多少年下来，我越来越觉得从事文学评论的危险境地，首先不是你写得好不好，水平如何如何，而在于在褒贬的把握上，如何去拿捏火候与尺寸。说白了，谁都乐意听表扬的话，若是有所批评或置疑，弄不好就会结仇，朋友都做不成。即便别人心里知道自己那些缺陷与不足是真实地存在，但终归面子上会过不去，至少会感到极为地难堪，甚或无地自容，那不恼羞成怒才怪！所以，可见评论家之难，讲几句真话，需要去冒多大的风险，那值得吗？
曾记得我看过著名评论家李建军的文学批评集《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当时是一位资深作家向我推荐的，我去当当网上买来的，读来读去，觉得于文学评论的本身而言还是够精深，但因了是批评，那么自然多有吹毛求疵，甚至满篇地鸡蛋里挑骨头，就连别人某个标点符号怎么用都要去引经据典地说得一无是处，这我就有些不同意了。毕竟文学是有创作与再创作之说的，况且每个人都有自己大体形成的笔调与风格，即便有些自由发挥的空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就一定要去那么死板呢？
于是，全书读毕，在我的脑海中，只对这位“著名的”大爷，感到十足的迂腐，说不定还为之叹过一口气。这时候回过头来看他的书名，“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可见其的固执与贬评，已经将自己几近完全地孤立起来了，要不然怎么会落到“敌人”的这个地步？竟连他自己都极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只不过，我还是蛮赞赏他的这种做学问的态度的，敢于较真，不讲人情，即便落到做“敌人”这个地步都不去后悔，这股子牛脾气还真不是谁都有的。于是，我便写下一篇《严苛的批评尽管真诚但也不要轻易走入一种持续的亢奋》予以批评。既然你都不怕当敌人，那我又何须怕哉？反正讲的真话，爱听不听。
评论之难，是不可想象的，有时就像在刀锋上行走。唇齿之间，稍有不慎，弄不好就会损了水平，蚀了风骨，伤了朋友。所以，在我们见到各种舆论都在针对“评论家成了吹捧家”时，别人可能想不到，但我是感到深深地悲哀的。这悲哀，一是学术水平提升难的悲哀，二是讲真话难的悲哀，三是学术之外做人难的悲哀。况且，你要去作评论，总得把别人的书至少通读一遍才成的吧，要不然怎么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样的剧情和章节，甚或有些什么特别或不特别的手法对吧？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要耗费极大的心血了，更何况还得去书写一篇大体看得过去的评论稿或发言稿呢？所以，对于评论家“摆不正位置，挺不直腰杆”一类的话，实在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谁都得去设身处地地度量利弊的关系。要不然，谁都去做成孤家寡人，那可能就会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现实生存了，实在是不可取！
我以为的文学，应当是美好的，更应当广交朋友。虽然这十数年下来，网络文学风靡大江南北，各种文字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到处都在诸侯割据扯虎皮拉大旗，人人都在自吹自擂为“著名的”，显然充满了激情，热闹极了，差不多都可与传说中的盛唐之风相媲美了。但事实上呢，口语诗、白话诗、下半身诗以及各种事实上连作文都算不上，或根本就是“四不象”的文字，充斥着整个互联网，遭到一大批有义之士的广泛置疑与猛烈抨击。还有一些心怀叵测者，基于各种各样的阴暗心理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别人动则大搞人身攻击，几近触碰法律的底线，着实令人震惊与恐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客观的评论就需要出现了，也唯有客观才会有价值。要不然，被某个旋涡给一不小心卷进去，那就完全不划算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一位叫林贤志的名家写的一篇《论散文精神》，让我这个多年来一直主写散文的人颇觉异议，一些观点实在难以苟同，便立即写下一篇《散文之精神并非如是说》，直接指名点姓地予以批驳，毫不留情面。后来一位北京的青年主编得知了，便笑得直茬气，说林是他的朋友，没想到居然还有人对他这位朋友的作品还这么有意见呐，真是教人意外！我便笑笑，说真心之言勿须忌讳，他也表示理解。只不过那位林先生，是否看见我的这篇驳文，或者那位主编有没有转发给他，或者别人根本就不屑与我计较，就不可而知了。
又有一年，我在一个黄昏途经一处桥洞，在洞门外阴暗的地摊上买到一本阿来的《尘埃落定》，一气读毕，后来也信手写下一篇评论，叫做《真我的复活》。基于他是本省文学上的头头，况且那本小说也是名作，我或许多少有些忌惮，或者有些示好的心态作蛊，文中便作了大篇幅的赏析，但我依然坚持“不能一味地褒扬”，甚或“谁又是十全十美的呢”的态度，最终还是提出置疑，至少书中某处对于男女情爱一幕的描述，显然的是借用了通行的女性的心态，而非基于男性的角度，或其在创作时，是为了规避可能“涉黄”的嫌疑所致，会不会有违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和人物心理活动的真实性呢？没想到，我才没乐上几天，便听到有人风言风语，似乎是说我居然敢说名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反正没当面对我说，那我也就一笑了之。那么由此可见，真正的评论是可贵的，真实的评论是极难的，要想当一个有良心的敢讲真话的评论家，哪能那么容易！
我还记得，在曾经我组织的一个文学活动现场，原本我作为主持人，主张的就是畅所欲言百花齐放，即便忠言逆耳也大可放心地去听，结果当场有人就一位的讲话，在作了九成赞美之后，略提了一小点疑问，便造成了别人的不悦，甚至后来在酒桌上，还不得不去一个劲地道歉。这件事令我至今记忆深刻，它也无比真实地告诉我，评论的危险境地。毕竟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又犯得着因了一点小事就去得罪一大圈人呢？我有时候也会受到莫名的攻击，只为别人疑心我怎么了，或者出于什么样的心机，可我实在是无辜透顶，便也懒得去理会，大不了少交一个朋友，实在无趣得紧！
近些年下来，我都没有怎么写评论作品。实在是在这文学江湖中所见所闻的种种，令人不安或者不够踏实。我宁肯去对一些青年或是初学者讲些鼓励的话，作上一番满怀希望的寄语，也不肯轻易去为别人评或论。仔细想来，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虽然我一直主张“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我都接受，但事实上无时又不是一场对内心承受能力的考验呢！故而，我曾经邀三位关系好的评论家来对我的文学进行评判，无论于己于人都是一份冒险，那么他们的“忘记”反倒是一种不以友谊为赌注的睿智。而我，宁肯去翻本世界名著出来，或对某个天远地远不相识的人的文字，予以或自以为客观公正地评论，也不敢轻易去言及某个相熟者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瑕疵。
或许哪一天，我还是会忍不住去那文学评论的刀锋上行走，但愿一切都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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