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关大我先生为本书作序！

序

——杜拉斯对于我们……

杜拉斯对于我们非但不陌生，而且喜爱、关注与谈论她的传奇经历及其作品的人有很多。他们中间不乏有她的爱好者，此外也有研究她的学者，杨蓥莹就是其中之一，她兼具爱好与学者的双重身份。特别还要提到的是，作为旅法学习比较文学的女性学者，杨蓥莹在描述杜拉斯文字与影像的世界上，是有更加切实和深入的感悟。

显然，杜拉斯的传奇经历与她的文字、影像创作有其紧密的关联，而许多研究者也会津津乐道地分析她的生活经历，她的性格与情感的特质，并作为窗口去寻觅和探索她的精神世界。在本书中，杨蓥莹基于女性主义视角与精神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杜拉斯及其作品，其中对她的童年经历以及她与她的母亲、父亲和兄弟之间情感关系的研究，是有其建树的。特别是在对杜拉斯的电影创作的研究上，不仅填补了我国在这一方面研究的不足，此外对我们深入了解杜拉斯的电影的语言与风格也多有启示。

杜拉斯对于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有什么没说清楚的呢？的确，这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量的关于杜拉斯的出版物，每一部研究她的著作都有其真知灼见，即便是在我们国家对于她的研究也不乏有价值的文章。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还需要勇气去挖掘和阐述她对于我们的意义。

在当今的时代下，资本逻辑的普适性，工具性理性以及政治正确性的文化状况，改变了文学与影视作者的文化观念和审美取向，同时也改变了读者的阅读取向和审美经验。这其中文化生产的大众消费主义占据了主导位置，结果它拉平了文化产品的审美高度，也消解了其内在的精神取向，实际上是弱化或隐去了文学艺术作为探索真理和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使其成为一种易于获得感官满足和心理快感的既平庸又安全的状态。因此，一部畅销和卖座的通俗文化产品与一部经典的艺术作品，在面对消费本身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最初的文化期待与使命，即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位置之任务，则显得非常虚幻和不合时宜。我们的文化似乎已经不在乎甚至已经放弃了这样的终极关怀。

在杜拉斯的生命经历和创作历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她那种特立独行的自由姿态。这种自由性不仅仅表现在她独特的和“游戏式”的行文和修辞上，也表现在对待写作对象上（多半是文化禁区）的那种勇气。与多数作家不同，杜拉斯在落笔之前没有写作提纲。在面对空白之页时，她常常处于一种不安、恐惧的不确定之中，在往昔与现实之间，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在言说与沉默之间，杜拉斯将我们带入了她的审美场域，一种通往“直接经验的源头”。她彻底地背离“安全的陈规”和避开“理性反思的限制”，“向叛逆的和遭禁的事物敞开大门以使事物不为人知的方面得以进入和实现”。

杜拉斯的电影也是在写作。她曾说，“我不是一个拍电影的作家……我用拍电影的方式写些东西。”面对文字写作，她在电影方面所展现的自由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往往忽视了她在电影方面的成就，因为她的电影很难像她的文学易于大众消费，甚至电影学术界也很少给予关注。然而，她在电影创作上则也走得更远。如在《印度之歌》电影中，语言之于视觉不再是一种补充或说明，也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声画分离。她将语言（声音）的表现力与画面的表现力放置在同等的位置上，在两种媒介的平行和交叠的时空中建构亦真亦幻的审美经验。她的电影，既不是默片的电影，也不是有声的电影，而是一种新电影。为此，我们也可以将她的电影与戈达尔的电影相比较，他们共同的东西就是在电影创作上表现出的先锋性和实验性。电影之于他们是一种美学和政治的革命的媒介或话语。杜拉斯本人也这样说，“我所有的电影都是政治电影，而我在政治上遭受了无法医治的创伤……”。

对于杜拉斯世界的审视和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的艺术创作与鉴赏的经验与价值。杜拉斯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历程是对自身真实性亦即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性的渴望与实现，她通过艺术活动“引导我们更加接近我们所生活的人类世界”。她是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帮助我们回归我们在人的世界的本质性的自由位置”。

东北师范大学 关大我

201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