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书生

原本除夕，是应当守岁的，按照旧时的习俗。

可是，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即便再好的东西，也未必稳得住它的阵脚，因为时代不同了。

这是个什么时代，我到底是不太清楚的，也不大懂得。只是觉得陌生，却又透着几分熟悉，如同在一处拐角遇见一个人，想喊吧一时又想不起名字，也不敢确定就是那个人，不喊吧又难免会错身而过后走上一小段豁然想起那是谁，心里面总觉失礼得紧。然而事实上，这般的境况我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有时遇见别人远远地亲亲切切地招呼，结果别人是谁到底想不起，也怕是叫身旁的其他人，待得走到近前果真是朝着自己满面笑容地说话时，这才像醒过来似的赶忙寒喧。只是具体的信息一点都不敢提，怕露了马脚，好不尴尬。也有彼此都感到眼熟的，在席桌上差不多互相拍着肩膀亲热地叙谈，可是无论怎么回忆却谁也想不出是在哪儿相识，并在哪儿跟些谁喝过酒，互道几个朋友的名字结果对方都摇头，最后只好作罢，以老朋友对待就是了。

于是就有朋友笑话说我是名人，说名人都这样，搞得我一头雾水。我是名人么，名人是什么，名人有什么好？一连串的疑问接踵而至，汹涌而来，缠绕着我，以至于一时忘了身边的人和事。我记得，前几年莫言在电视上说，当他走在街上被一群少男少女围住要签名时，他才知道，哦，原来我出名了。可是，我没有这种情况呀，即便有让签名的，也只是签在书上，并且是在某场活动上主持人或者负责人介绍之后。事实上，我的确有去外地被当地网友给认出来的情形，但也没人要我签名啊。所以我说朋友是在调侃，是在笑话我，彼此逗趣好玩罢了。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一个新年来到了。我在除夕日的半下午醒来，待得头脑里完全清澈了，这才出门搭乘了公交车前往市中心的医院里，给风烛残年的父母亲发红包，并陪着他们聊上一会儿。他们不要，我说这是讨吉利，他们这才拿着。往年我都是要给他们发的，只不过是在吃团年饭的酒桌上，也给小孩子发。只是这年，父亲又突然病发，便躺医院的病房里来了。好在神智还算清醒，虽然记忆已经极差，只要不激动，聊上一小会儿是没有问题的。他的激动似乎已经不受大脑的控制，或者大脑中的理性已经没剩得多少了，年事已高，或许就是这样。自然规律，谁也摆脱不了，抵御不了，代代人都是如此。与其哀伤恐惧，倒不如坦然面对，并且还要去打消医生的顾虑。

我说，待会儿回去时去买两卷鞭炮在门前放，老人听了就好高兴，因为城里面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已经有差不多20年了吧，我住在临郊的山脚，故而也不是管得太严格。还记得老父亲有一年过生日，我们还是找起车拉去城外的一个山上放的鞭炮。看着满地的清脆炸响，落红纷飞，烟瘴弥漫，大家就都好高兴，也感到好喜气。传统的习俗就这样，是根植在骨子里的，可是这城市却像一条蛮牛，根本容不得人的内心去圆润。

天黑过了一阵子，我还没有吃晚饭。于是叮嘱他们好好休息，不准擅自离开医院回家去，便起身离开了。走在大街上，坐在公交车里，只见街道格外冷清，店铺几乎全然紧闭，三三两两的行人也只是像点缀，就像这城市里的人忽然一下子倾巢出动大都回了老家，天南地北何其广阔的农村。城市只是一个空壳，一种摆设，除了夜幕下的那些通红或是昏黄的街灯，像是熬得红肿的眼睛，挂在角落里发愣。我没有去想太多，反正已经习惯了踽踽独行，便照最为简捷的路线回去。

综合市场对面那夜夜被广场舞大妈们占领的地头，此时已凭空架起了猩红的大帐蓬，便是临时起意的烟花爆竹销售点。我走过去，买了两挂2000响的电光炮提在塑料袋里回去，可是我翻过来翻过去都没在上面见到“电光炮”三个字，估计它已消失在我少年时光的岁月里，不被人记起。

拐进小巷，进了门，屋里一股硝烟味，我忙打开灯四处查看，见没有事，这才放下心来，便去敞开窗户，再把下午就洗好的衣物一一挂去檐下。接下来再去倒掉已经凝得像果冻一般的鱼渣汤，烧上一锅水，连同灶台上的碗筷一道清洗干净，这下就说来煮水饺的了。可是，我前天才从市场上买回来的一斤冰饺，一直放在电视柜上，这时都水乳交融地化在了一起，我试着用筷子也没能挑开，后来干脆全部倒进铁锅的沸水里，然后用菜铲抵在锅底一一地切碎。这下好了，肉馅凌乱了，葱花凌乱了，面团凌乱了，我煮成了一大锅烩面。剥上一小棵凤尾的叶片扔进去，待得煮透了，便舀上大半碗去电脑边吃，虽然形状不成样子，但味道倒也鲜美。只待得午夜到来，便好去楼下的门前放鞭炮，一个人燃放的鞭炮祈一家子的福，但愿老人们不断通关而长寿，我等在新的年月里能够更顺利。

我等着，时钟指向除夕的深处，鞭炮们在黑夜里欢跳地炸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