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道胜”。袁绍作为世族军阀，礼仪繁多而杂乱，为其形式所羁；曹操“体任自然”，因时因事而制宜，“道”高一筹。
　　第二是“义胜”。曹操“奉顺以率天下”，顺应历史潮流，合乎道义。
　　第三是“治胜”。郭嘉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历史和现实，认为汉末大乱是统治者“政失于宽”，而袁绍以宽济宽，所以无以御下；曹操“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宽猛相济的治理措施是切合时要的。
　　第四是“度胜”。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多猜忌，任人唯亲戚子弟；曹操则“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在气度胸襟上胜过袁绍。
　　第五是“谋胜”。袁绍临事无策，优柔寡断；曹操机警果敢，“应变无穷”。
　　第六是“德胜”。袁绍沽名钓誉，喜受吹捧，“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曹操以诚待士；“不为虚美”，讲究实用，刑赏必诺，“与有功者无所吝”，那些忠正而有远见的并且务实的士人“皆愿为用”。
　　第七是“仁胜”。袁绍怀妇人之仁，见人饥饿，恤念之情形之于表，而对于自己见不到的，则“虑所不及”。这不是政治家的胸怀。曹操对于眼前小事或有疏失，而对于天下大事则“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恩德施乎四海。
　　第八是“明胜”。袁绍惑于谗言，而曹操则明辨是非，“御下以道，浸润不行”。
　　第九是“文胜”。袁绍是非不分，曹操对于正确的“进之以礼”，不正确的则“正之以法”。
　　第十是“武胜”。袁绍用兵“好为虚势，不知兵要”，曹操则用兵如神，士卒有所恃，敌人闻而畏。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郭嘉所指出的这十个方面，包括了政治措施、政策法令、组织路线及各人的思想修养、心胸气量、性格、文韬武略等多种因素，这都是关涉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郭嘉为曹操总结这“十胜”，也可能是初来乍到之际对曹操的夸赞，也可能是对曹操的鼓励、要求，希望他能保有这“十胜”，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自己也便有出头之日。……任何推测都意义不大。无论如何，郭嘉能说出这“十胜”，说明他不仅仅是一个临事献策的谋士，而且还有成套的理论。无怪乎曹操听后赞不绝口，“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遂“表为司空军祭酒”。
　　如同荀彧一样，郭嘉在重要关头也总是为曹操谋划。如：官渡战后袁绍病死，曹操乘胜进攻袁谭、袁尚，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连战数克”。这时，有人主张加强攻势，彻底铲除袁军。郭嘉则主张缓兵以待其变。他认为谭、尚都深得袁绍宠爱，袁绍生前又无立嗣，兄弟二人之谋臣“必定斗其间”。如果我们 攻之急疾，他兄弟二人将合谋图外；相反，“缓之而后争必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果如其言，曹军一摆出攻刘表的姿势，袁氏便出现内讧。曹军回兵各个击破，遂平冀州。郭嘉也被封洧阳亭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