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抛掷“概念”

                                   ——给《南方周末》当次“托儿”

吴琰

    不用去找普利策获奖作品了——看到6月26日《南方周末》D24 “写作”版之后，我再一次想。

    这是他们的记者在灾难报道后写的数篇文章，整整两个版。

    新闻记者是做什么的？是记录事实的，没错；是记录生命的，更对。但怎样记录，很难，比记录事实更难。灾难除了数据便是人，必须面对的各种人，各种面孔。瞬间，以分秒计算。而且，变换的表情。大多是下意识的，非逻辑非思索的。我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西方记者要前赴后继地奔向灾难前沿——那里的生命具有原生态的真实与丰富。

    “当我们最终走出北川山口，也基本上同时走出了那扇72小时生命时间窗。我突然想，我根本没有权力仅仅为了生者的某些感受或期望而挑拣事实来报道新闻的某一面，我不能也不敢，因为，当去记录这悲伤的一页时，勇气并不来自能够战胜什么，而是我们是否足够坚强去面对全部的真实。”——６月２６日的报纸上记者陈江如是写。

    任何时候都是，而大灾临头时更是——从不存在简单的情感或平面的人性，一切都立体、复杂而又模糊。所以记者李海鹏说：“灾难是很真实的事”，无法过滤。

    初看，这两个记者的名字很有些熟悉。想一想便翻出5月22日的《南方周末》，找到已经珍藏的《大地震现场报告》一，“汶川九歌”。其中，报道“灾后北川残酷一面”的记者正是这两位。当时很留意了这篇报道，也因此记住这两位记者。

    “灾后北川残酷的一面”，在那张纸上我划了很多道道，当时就想，记住这篇。虽说有电子版，我依旧固执地愿意看纸上的，似乎纸的质感传递着某种生命气息。

    “下午开始下雨，男孩母亲站在废墟上给儿子撑着伞。另一个男孩被卡住了，多次营救不成之后，他主动要求截肢逃生。可是医生们没有必要的药物和设备，无法实施手术。下午，男孩开始休克，俯下头和双臂，在武警战士们面前死掉了。”“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是象木头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寻亲者不断地发现幸存者‘活人！活人！’的喊声不时从废墟上传来。不过死亡正在取得胜利。在13日，很多人都曾靠近过北川幼儿园，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副院长说，‘一片小孩的哭声’，另一个幸存者则说，‘里面都在喊婆婆’，到了16日，幼儿园已经沉寂了。” …………

    很多这样的冷笔触，表面看没有体温。他没有用概念强迫我接受什么，我却由此可以触感记者撕裂的心和那双干涸没有眼泪的眼眶。

    之后，便是第一时间所谓人性负面的报道：“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还有那一幕以后被网上炒爆了的一段：“１４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这里是县委大楼。‘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还有２０多个趁火打劫被用军用皮带捆着的人……还有，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不擅长废墟救援的故事……，还有，……

    “灾后北川残酷的一面”，通篇悲恸、真实、刻骨铭心，没有多少刻意煽情刻意过滤。我因此记住了这两位记者，并感激他们，让我不必再去找普利策灾难报道的获奖作品。如此不遗余力大篇幅地抄录不是给南方周末做什么“托”，他们的报纸都是俺自己掏腰包去买的。只有感激，难以言传的感激——他们让我明澈：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有同仁在做，他们让我充满温暖和力量。那么我们也可以。

    扪心自问，什么时候我们必须将信息划出有“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的符号切割？把生命这枚硬币的多面、命运这枚硬币的双面从笔下轻易地整齐划一了。迷痴于符号便很难陶醉于生命，这几乎是铁律，无法鱼和熊掌兼得。当然，什么是真实？任何主观的视觉、思维很难囊括事实的全部真实，永远不可能。但，永远有人去追寻这种真实，并无限地靠近它——因为，体悟生命的多向性并痴迷于这种体悟，是永无止境的。“勇气并不能够战胜什么，而是我们是否足够坚强去面对全部的真实。”陈江说得好。

    人是很容易被符号异化的。然后，单面人单向度思维去刻意过滤笔下的单面人单一视觉及信息的单一浅陋闭塞。这样的真实比起李海鹏陈江们的真实不啻天壤。

    6月26日D24版“写作”中，李海鹏灾后感念的文章的题目是“对自己诚实一点”，如此宁静而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