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我非常高兴，看得出来你们对这次研讨会特别重视，准备的也很充分。我开过多次会，还真没看到哪家报纸专门就经济新闻开这样的会，这种态度可能预示着贵报经济新闻马上要有变化。

     其实，金海表达的这些困惑，不是你们一家所遇到的，你在问我们，我还想问问你们呢！在这里探讨一些共性的东西，我想咱们的谈话应该是最无拘无束的了。结合上述提到的问题，我谈谈自己的想法。

     关于企业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条企业新闻甚至可以成为轰动性的东西，但现在要写企业报道就要尴尬了。报社里也要和企业搞好关系、广告、发行要靠靠企业，而企业给的稿件全是表扬稿，而编辑部说这稿子站的不高，群众不喜欢，所以记者也尴尬。《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是的定位都是比较具体的，这一点上非常相似的，都是瞄准了某个特别人群，我们面向知识分子，你们面向工人。正如陆所长和几位专家讲的，都期望我们找到定位、扩大定位。咱们是工人，IBM的白领员工也是工人；《光明日报》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大学教授、中小学老师和一些自认为是的知识分子，那我们就要为他们说话。我们得有个主要定位和次要定位，要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范围。在这个宏观前提下，才能来探讨其他问题。

    企业报道模式找不到突破口，我想首先应弄清读者需要什么。拿《光明日报》举个例子，我们的读者并不都是搞经济、搞企业的，但是他需要企业新闻。如果抓了某个企业新闻，在更广领域空间内对读者是有影响的，哪怕至少是一点娱乐性和谈资。所以要打开思路，抛弃过去老是围绕生产力转，现在要上升到生产关系的层面，跳出企业希望我们宣传的生产力变化这个圈子来。其实，生产关系的空间也十分广阔，包括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企业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中资企业和外企的关系等，如果记者坚持这样写稿，我想他也会成为大记者，报纸的报道确实也会引起社会影响。

    民生经济新闻和民生社会新闻的界限在哪里？光明日报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区分不开的。按照刚才我讲的，不是缩小，而是要扩大报道范围，要努力使报道的小空间反映更大的变化，要努力往更高层次靠，而不是将自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从领导管理的角度来看，领导是希望两个部门间有竞争的，有竞争才能出成果。我认为“从经济的角度看社会，从社会角度看经济”是非常经典的，但在写稿的过程中落实起来就非常不容易。一个人应该盯住自己的特色去发展，而不应老盯着别人碗里的东西，扩大自己完全不是为了抢别人的利益。从微观上讲，两个部门跑口上不重叠，写文章越洒脱越好，这是一种和谐的竞争。

    怎么调动记者写稿子？可能要从全报社的角度来解决。部门掌握的资源实在有限，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虽然做了一些改革，但有一点都没有到位，如拿一些小钱来调动积极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每周、每月评些好稿子，但真正涉及到记者核心利益时，比如提职称，不是与这些稿子直接挂钩的。假如一个记者在报社公认排名连续三年居前五名，为报社干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就可以破格提拔，而不是等到五年后，我觉得可以在这方面的改革可以为新闻界树立一个样板。这并不光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再说几点零散想法——

     第一，不管是光明日报，还是工人日报，要有一张报意识。人家定了咱们的报纸，就不能让人家的钱浪费，应该满足人家的日常读报要求，不能过分强调一定给谁看，比如，知识分子和工人就没有重叠的地方？而依我看重叠部分能占90%，而且趋同的地方越来越多。

    其次，就是全服务意识，一张报纸的每一篇报道、每一句话都要想到为读者服务。除了政治新闻，做其他东西的空间也还是有的，完全可以想到读者需要什么、用什么方式告诉他，而不是分版次、喊口号式的服务。不过这涉及到各方利益，可能见效慢，但若长期坚持下去，这些记者也会受读者的欢迎和爱戴，也会是报社内受尊重的记者。

     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是报纸的品格问题。做人讲人格，报纸要讲品格，大家刚才说的，都显现了真心真意为老百姓服务的亮点。除此还要讲究服务方式，这里就有站的高与低的问题。一个报纸的品格是经过长期才能体现出来的，坦率地说我们做的还不够，我相信你们应该做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