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朴安和四个大学生一起来到五七干校，相互关系或地位来了一个大颠倒。四个年轻人成为干校的依靠对象，连、排、班干部对他们都十分信任，并常参加连部的积极分子会议，分组批斗牛鬼蛇神时，也常事先给他们交底，要他们带头发言。谢朴安的确在五七干校“坐冷板凳”，没有人理他。以前他只顾在领导面前吹吹拍拍，人们都有点讨厌他。这次他对陈怀堂阳奉阴违，以及对五七干校说了一些不敬的话也传到干校来，更令人们不满。所以他来后没人理他，好像他不存在似的。有时他也在会上发牢骚说他在这里坐冷板凳，但没有人回应他，也没有人批评他。不得已，他只好把心思放在儿子身上。他那三岁的儿子有点可爱，那四个大学生还爱逗他玩，这时他才觉得那几个年轻人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恨，反而觉得更亲近。

李兆明等四人受重视，成为斗批改的依靠对象，也不完全是好事，因为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常交给他们。那时干校的所谓斗批改，早没有文革初期斗地富反坏右的阵仗，都是没有多大火药味的批判，批判的都是批过多次的死老虎。到1971年，大多数走资派都解放了，这里基本上没有走资派可批。至于一连一排要批的人，有的是公交机关的，也有原州政府机关的。在这里有充裕的时间批，但很难深入下去。李兆明等人却饶有兴趣地参与，因为他们发现有些案情蛮有趣。

一个是原州工业局的会计应梅格，原是58年兴办的八一铜矿会计，但后来因为铜矿含铜量低，储藏量又不大，在调整时期下马，人员全部遣散，应梅格来到州工业局任会计。四清时期，应梅格主动交代他趁八一铜矿下马管理混乱，贪污了一万多元钱，并主动把贪污的钱全部上缴，得到免于刑事处分。但文革当中，造反、保守两派都抓住他不放，认为他一定隐瞒了部分钱没有坦白，于是不断批斗、外调，要他交代还隐瞒多少钱没有坦白，他一直咬定交代彻底了，到干校后又继续斗，结果还是那样，讹诈不出新东西来。那应梅格也成了老油条，他在会上有条不紊地把他贪污的每一笔钱交代得清清楚楚，咬定没有其它的，外调材料也无任何证据他有其它没有交代的。都知道批不出个结果来，但批判会还得一次次地重复，批判的人无奈，被批判的人也无奈。

最有趣，也是最棘手是交通局的一个处长曾某，是个南下干部、老党员。曾处长的妻子是昭觉中学教师，也是党员。他们结婚多年，并已有好几个子女。但在“四清”末期，有一个女人从山西来到昭觉，自称是曾处长的原配妻子，在州级机关闹得不可开交。于是曾处长成为重婚罪嫌疑人，在单位被审查，州组织部还派人到山西曾某家乡调查核实。调查出的结果让人哭笑不得：那女人的确是曾某的原配夫人，是其父母包办的婚姻。他们在老家结婚后不到半年，曾某就参加南下干部队伍来到四川凉山。曾某家是地主，他走后其夫人被划为地主分子，于是曾某在文革中被当成“漏网地主”批斗。曾某到凉山后一直没有回过家，组织上也没有人知道他结过婚。原配夫人在家等他二十多年没有音信，还少不了作为地主分子被批斗。最近发现那地主婆畏罪潜逃，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去调查的人正好给当地提供了准确消息，于是派人到凉山把这个地主婆抓了回去。这事情暴露后，文革已开始，曾某被造反派当漏网地主、重婚罪犯批斗。但公安机关没有立案，据说有两个因素：曾某的现任妻子也是党员，革命教师，难道要公安机关维护地主婆的利益，而伤害革命教师吗？！另一个原因却很神秘，说是当初动员南下干部时有政策，容许他们南下后在当地再结婚。这政策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谁也没有查出那个政策的文本来。据说在南下干部中都知道这个政策，像这样的重婚案子不少，基本上都是不了了之。此外，夫妻长期分居，二十多年没有联系，也可以说没有事实上的婚姻了。似乎这是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原因，或许因为文革中公安机关也分成两派，无暇把这样的小事立案吧。

这算来干校少有的走资派，曾某又算有文化的人。他在批斗会上的交代也颇有趣：

“我家的确是地主，虽然我读书比较晚，但我读书时我还未成年。当然，我享受了地主家庭的生活，也靠地主家庭的经济保证读书。我在高中二年级时，响应党的号召南下，来到凉山。如果按政策我是漏网地主，我无话可说，我的确享受过家庭靠剥削得来的经济生活。

“按乡下的规矩，我的确结过婚。那是我父母包办的婚姻，我是反对的。因为我是知识青年，不愿意与一个不识字的、出身富农家庭的女人结婚。但是我的反对没有作用，只有参加南下干部队伍才能逃离这婚姻。我同那个女人没有同房，当然在老家也无子女，应该不存在事实上的婚姻。所以我参加革命后没有向组织上交代这个问题，是我的错。我现在的妻子以前不知道这事，她是无辜的。如果我算犯了重婚罪，我该如何改正？我不知道。我该与现在的妻子离婚，接受那个地主婆？从感情上我接受不了；如与地主婆离婚，保护我现在的家庭，我当然愿意，但那地主婆不如何处置，只有靠组织上解决这个问题。”

曾某的交代好像都在说事实，但都暗示按政策不会把他怎么样。他当过领导，懂政策。

更喜剧的是，后来何慧和李兆明到成都附近的中心场（即华阳镇）建氮肥厂，又碰到一个河南女人来找他们的王副厂长，说是其原配夫人。有一天李兆明去王副厂长家向他汇报事情，结果王副厂长不在，他的夫人曹医生一个人在家哭泣。李兆明只好安慰她，有啥事等王厂长回来商量解决。谁知曹医生一听这话就激动起来，把王副厂长在老家有老婆，现在那婆娘找到这里来的事说出来。李兆明突然想到在干校时批判曾处长的事，便劝曹医生道：

“曹医生，你不要伤心，这事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糟糕。我讲讲我们在州五七干校批判曾处长重婚罪的事，与王厂长这事几乎一样。曾处长是从山西来的南下干部，南下前几个月在家乡由父母作主娶了一个富农家的女人，他离开山西后再没有回去过。在四清运动时期那女人找到昭觉来，闹得满城风雨，曾处长因此被当作重婚犯在四清和文革中多次被批斗，后来还不是不了了之。据说当时他们南下时有政策，允许南下干部到当地后再结婚。曹医生，你不必担心，你和王厂长的婚姻会受到保护的。你最好不要把这事扩散出去，那样对你和王厂长都不好，你要相信王厂长会向组织上讲清楚，会把这事处理好，不会伤害到你的。”

“小李，你年纪轻轻的，懂的还多呢。只是我有点不敢相信你说的那些。”曹医生停止了哭泣，疑惑地向李兆明说。

“曹医生，我不仅知道这事，还在干校批曾处长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说了些为曾处长开脱的话，因为我还知道另外一件类似的事。我在读中学时，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生物课王老师也是河南人，也是随军南下的。不过他当时是大学生，到四川后没有当官，而是去中学当教师，并在我们那里结了婚，已有两个孩子。在59年时，一个从河南来的小脚女人找到我们学校，说她是王老师的原配妻子。这事闹得我们全校师生都知道。随后校长出面安抚了那个女人，并把她送回老家去了。王老师并没有因此受处分，也没有和后来的妻子离婚。我就是那时听到有关南下干部的所谓重婚原因的。在干校批判曾处长时，我在积极分子会议上讲了这个事情，提出群众批判解决不了问题，留待以后组织上解决，所以后来也没有再批判那个曾处长了。”

“谢谢你了，小李！”曹医生说，“真是老天有眼，让你来我家开导我，要不然我会觉得天要塌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