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姐

   红姐是我在凉山州时认识的朋友，她原名李永红，人们都习惯叫她红姐。1970年夏天，我从洪雅军垦农场分配到这个县的农林牧局，说是与我的生物专业对口。我有啥说的呢？！这里就这些单位，没有可选择的。到单位报道后，便派我到成昆线上一个区蹲点，说是搞农牧业调研。红姐是那个区供销社的售货员，因为都是年轻的成都人，年龄相若，在区上工作的汉人又少，很快就与她成为好朋友。

“你是大学生啊，到这些地方来做啥子啊？！”我们熟识后红姐问我。

“没有办法，分配来的。”我说，“现在是响应中央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嘛，我们没有像知青那样插队落户，有工资可领，就算不错了。你是咋个到这里来的？”

“看来我没有考上大学是好事。”红姐说，“我高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没碰到上山下乡；我们是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这里的，就是为修建成昆铁路服务。等成昆铁路全线通车，我们就可以回成都了！”

红姐很得意，似乎对我读大学沦落到如此地步，她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听到心里有点不舒服。于是我回敬她一句：“成昆线通车就可以回成都？谁给你们许诺的？不要被骗啰！”

“是动员我们来的省商业厅领导许诺的，还会有假？！”她满不在乎地说，“都知道这些地方艰苦，没有这样的许诺谁来啊？！当然，我们都是共青团员，是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支援三线建设来的。”

我没有说啥，想到自己不可能回成都工作了，感到有些忧伤；或许对她有点嫉妒，嫉妒他们能回到成都。

红姐有一个快两岁的男孩，很乖，我常逗他玩。红姐的丈夫姓汪，大家都叫他老汪。老汪在相隔几十里的一个乡供销店工作，到周末步行几十里到区里同红姐母子团聚。还听说他们是来这里后认识、相恋、然后结婚的。

区卫生所有一个女医生，是上海医学院分配来的，我和她谈到红姐的话时她说：“那红姐认为他们快回成都啦？”

“是啊，她说成昆铁路快全线通车了，一通车他们就会回成都。”我说。

“愚昧，无知！”上海阿拉不屑地说，“文化水平低，难怪！被骗到这里还很得意，还要结婚生子，我看她今后怎么回成都啦！”

“管它呢。”我说，“我们自己的命运都这样了，还去操心别人的事干啥！？”

“我告诉你好啦。”上海阿拉压低声音对我说，“这凉山是有进无出的啦！如果两个恋人都在凉山，结不得婚啦，结了婚就下不了山，一辈子困在这里了啦。谈恋爱可以，但千万不要结婚，记住好啦！”

我知道，这上海阿拉有一个男朋友在另一个乡的卫生所，也是每个星期步行几十里来同她相聚。他们早就同居，但一直没有结婚，原来是这个原因啊！我也听说这甘、阿、凉三州是有进无出。一旦来了，就不要想回去。想到这些，我更觉得前途渺茫。

“不结婚就能出凉山吗？”我问。

“机会就多啦。”她说，“比如独生子女要回去照顾父母啊，或者在大城市找个对象结婚，照顾关系回去啦…，多着呢。在这里结了婚，就绑死在这里啦！”

我对上海阿拉的话不以为然。因为后来知道，许多来凉山的人爱人都在老家，几乎没有人能因照顾关系下山的。我在那里蹲点两个月后就回到局里，不久得到州里通知，去外地氮肥厂学习，学习完后回来筹建凉山氮肥厂。在那里学习我找到我的真爱，他是我母校化学系的毕业生，后来我们就结婚生子，没有管上海阿拉的忠告。我觉得，找到自己的真爱才是最重要的，管它何时能下山，政策不变，你能蹦出凉山才怪！

和红姐再次见面大概是在1974年，我偶然在那个县城的一个百货商店看到红姐，她在那里当售货员。我惊奇地问她：“你们怎么没有回到成都啊？”

“回啥子成都哦！”她气愤地说，“我们都被骗了！成昆线通车后，我们这批人全部安排到沿线的各县工作，没有一个人回到成都！”

“你爱人呢？我记得他好像姓汪吧。”我问。

“是的。我们老汪被安排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一个公社供销点工作！”她说。

“为啥不把你们俩分到一起工作呢？”

“县里说的，两口子在一起还工作啥子？！那样整天就知道带娃娃、做家务！看来，我们就一辈子呆在这山咔咔喉头（成都方言，里面的意思）啰！”

看红姐气愤、难过的样子，我安慰她说：“认命吧，到了凉山就是这样。进来了就别想出去。你认识县医院那个周医生吗？他是61年中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这里来的。他说：‘进凉山比充军还恼火。充军吗有个年限嘛，进凉山没有年限，进来了就走不脱！’”

“我认得他。”红姐说，“他父亲是川大中文系的讲师，57年成了右派，他说他是被发配到这里来的。你怎么样，听说你去建氮肥厂去了，咋个又回来了呢？”

“一言难尽啊！”我说，“凉山建厂条件不够，垮了，又回农林牧局了。我爱人照顾关系从州里调到这里来，被安排到几十里外的公社去当文书，跟你们的情况差不多！”

“大哥不说二哥，大家都差不多！”红姐说，“各自保重吧。但愿有户口作废的一天！”

那次见面彼此都很伤感。后来听说红姐和和老汪闹离婚，不好去见她。76年9月初，省里批准凉山州在成都附近的中兴场建氮肥厂，我们终于有机会下山了。本来想办完手续后去和红姐辞行的。但9月9日毛主席去世，我们怕政策变化了走不脱，便于第二天匆匆离开凉山。后来我先生考上川大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成都科技大学任教，并照顾关系将我调到成都市区工作，一家人总算团聚，彻底下山了。

没有红姐的消息，但知道那个县医院的周医生回成都了，他说‘四人帮’倒台后，到凉山的汉族干部集体请愿，强烈要求下山回老家。政策松动了，汉族干部都陆续下山。他父亲已平反，他回成都安排在西南民族学院校医院工作。我想，红姐他们一定回成都了。

不知八十年代哪一年，我们一家去总府街的赖汤圆店就餐，我去买票时，发现那买票的人居然是红姐。我俩先是怔一下，然后都惊叫起来。

“哎呀！红姐，居然在这里见到你，太高兴了！”我说。

久违的朋友见面十分高兴，她一定要招待我们。不一会儿她请人代她卖票，来陪我们摆一会儿龙门阵。

“祝贺你们，终于回到成都了！”我说。

“哎，不是‘四人帮’倒台，我还是回不了成都！”她说。

“你爱人安排在啥单位工作？”我问。

“你问老汪啊，他还在凉山那山沟喉头。也许永久呆在那里，再也不可能回成都了！”红姐叹了一口气道。

“怎么回事？”我感到吃惊。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那时闹离婚？！”她没有等我回答，继续说，“我们当时认为，我们这样没有特长，文化水平又低的人，凭啥调回成都？何况我们两个又结婚生子了。我记得我们那个区有一对上海阿拉，住在一起但不结婚。他们说，如果结婚，就再也没机会调回上海了。如果单身，以后还可以找借口调回去。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当时我们没有在意，以为成昆线通车我们就会回成都。我们那时太年轻了，被骗了都不晓得。后来才后悔不该那么早结婚，于是我两商量假离婚，等以后找机会调回到成都后，我们再复婚。

“你知道，那时离婚不容易，组织上会反复跟你做工作，还要调查了解，看是不是真的过不下去了。这时恰好老汪在那里跟公社干部一起喝酒醉了，吐露了真情，说我们是假离婚，想调回成都。组织上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我们离婚，还把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们过后商量，认为我们的理由不充分，就制造一点过硬的理由吧。什么是过硬的离婚理由？我们认为我们中一个人出轨，有婚外恋，离婚的理由就很充分。我们商量后决定，由他去演‘出轨’的戏。

“为了不让人们认为我们再闹假离婚，他假戏真做，与那里一个啊咪子搅上了。你知道那里是彝族聚居区，没有汉族姑娘。谁知那啊咪子来真的，不仅与老汪发生了关系，而且逼着他与她结婚。这事闹大了，那啊咪子的家族出面闹，说不结婚就上法院控告他强奸少数民族姑娘。就这样，我们的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他和那啊咪子结了婚，后来还生了孩子，成了真正的彝族女婿，只有一辈子呆在那里了！”

红姐说到这里，眼睛有些红了。我知道他们以前感情很好，假离婚弄假成真，落得这样凄凉的结果，谁也没有想到！从言语中我觉得红姐有些后悔，当初为啥搞假离婚、去搞那个婚外恋？她对老汪也有些惦念，有点愧疚。最后红姐说：

“我不会再结婚了。我要好好把儿子养大，还想把我那女儿弄回成都。你知道我们后来生了个女儿吧？！离婚时那女儿判给他。他就只有在山沟里呆下去啰，我有啥子能力把他弄回来？！”

过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红姐。知道最近我们成都下山干部聚会时，听说红姐一直没有再结婚。她的儿子在上海工作，女儿在深圳工作，都是大学毕业。这些年她就在上海、深圳两处跑。她的儿女还去凉山看过老汪，他已被彝族同化，看起来跟老彝胞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