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是华阳国史吗？—— 蜀史杂谈14

许多巴蜀史实都取材于《华阳国志》，古代蜀中有个华阳国吗？成都附近的双流有个华阳镇，难道那里是古华阳国之都？非也！古巴蜀根本没有啥华阳国，为何有个《华阳国志》呢？它的作者是怎样一个人？

            一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

常璩（约291——361），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常璩出生于西晋末年。在成汉时期，常璩曾担任散骑常侍。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常璩劝成汉皇帝李势降晋。成汉灭亡后，常璩入晋，却受到东晋士族的歧视、轻藐，因此专注于修史，撰写成《华阳国志》。

江原常氏为为蜀中大族，族人大多研究学艺、擅文辞、喜爱撰写文章。公元301年（西晋永宁元年），李特在蜀地率流民起义。当地士族纷纷举家迁往他乡。 常氏以常宽为首，跟随杜弢等人迁徙到荆湘一带。常璩当时年幼，家境贫困，没能迁徙，改为依附青城人道长范长生。李特死后，其子李雄继续率领农民起义军。公元304年（西晋永兴元年），李雄建立成汉政权，范长生受到重用，常璩一族受到李雄的安抚。

李雄发展农业，又兴起礼乐法度，文章教化。此时蜀地清平安宁 ，年成丰收，赋税微薄。常璩正值壮年，在安定生活中 ，得以大量阅读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因此文史知识渊博。

公元333年（成汉玉衡二十三年），李雄派遣李寿夺取宁州，招还流民。蜀人在交趾、南中、荆湘避乱的，都陆续反还，常宽等人也回归蜀地。此时常璩已四十岁，刚回归蜀地的族人都来依附他。

常璩勤勉地学习，多向他人请教，又向回归流民询问流离他乡时的地理状况与所经历的事，因此他所记载、撰述方志内容丰富。李期、李寿在位时，常璩为史官。此后，常璩撰写《蜀汉书》。李寿与东晋断绝外交，而结好于北方，采录《蜀汉书》并将其送给后赵皇帝石虎，所以北方的文人最先传钞，此书最先流传于北方黄河流域。李势即位后，常璩升任散骑常侍。因成汉动乱而忿怨，常璩向往东晋。

公元347年（东晋永和三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成汉灭亡后，桓温在蜀地举任贤能，器重常璩等贤能之人，授以参军之职，以安抚民心。 此后，常璩又依照形势前往东晋都城建康。

常璩入晋后，东晋士族重用中原故族，轻视蜀人。此时常璩已年老，又受歧视，便不再在仕途中追求进取，一心专注于史学。常璩便心怀愤怒搜寻旧人的著作，并改写成地方志《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赞誉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悠远，记载描述了诸多中国西南的历史人物，以此抗衡中原，反抗东晋士族对蜀人的轻藐。因为资料新颖可靠，叙述有条理，文词典雅、取材严谨，符合古代士流的爱好，所以能够流行，成为千百年来地方志著作的取作准则，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

            二  《华阳国志》概况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是一部名闻中外、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的重要史料。该书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出产和历史人物。

“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且注释说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华阳国志》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

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

该书资料丰富，取材广泛，引据于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谯周、习凿齿、王隐、虞预、干宝等人的作品，内容丰富且简明扼要，对于古代史料，能批判吸收，而非一味盲从滥用。草创始就，即倍受重视。书成之后，就被世人广泛传钞，流行南北。范晔著《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曾大量采取其文，后来崔鸿著《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志》，凡涉及西南史地者，亦无不尽量吸收《华阳国志》的成果。 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书志均加着录。

全书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其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以记地理为主，其类似于“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西汉末年到东晋初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这一部分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这部分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里指出：“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至于他方，罕闻爱异。其如常璩之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北宋学者吕大防在《华阳国志·序》中也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续汉志注》，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初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当代人对于古代西南的研究，都把《华阳国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攥写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方的史志，更是离不开《华阳国志》。

              三，《华阳国志》研究百年史

国内学人对《华阳国志》的研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停留在史料的引用上。从20世纪初至1979年，对《华阳国志》的研究比较缓慢，因为《华阳国志》自问世至20世纪前的一千六百多年间，竟未出现过一本注释，也没有出现过一部整理研究的专著。也就是说，对《华阳国志》的研究，确切地说是从20世纪开始的，但是前80年的研究速度相对缓慢，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不多。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有著名学者朱士嘉对《华阳国志》版本的研究论文《华阳国志版本考略》，有著名学者顾颉刚写于40年代的《<</span>蜀王本纪>与<</span>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有姚思廉《<</span>华阳国志><</span>晋书·地理志>互勘》等等。而这一时期，对《华阳国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史学家任乃强

先生，他着手搜集资料并对《华阳国志》进行校勘、标点、考证、注释、辑佚等一系列工作，并于1961年就完成了初稿。

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跋》记载，十年浩劫中，其初稿第一、二稿分别留在川大历史系、川大图书馆。此初稿曾先后经冯汉骥、蒙文通、徐中舒，刘运寿、吕子方各位著名学者的审阅，第三稿经过张秀熟先生的批注。真正对《华阳国志》的研究和整理取得丰硕成果是从1980年到20世纪末的这20年间，尤其是1984年和198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刘琳之《华阳国志校注》和上海古籍出版出版的任乃强之《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两部专著相继问世，成为《华阳国志》整理研究工作繁荣兴盛的标志。

特别是《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991年荣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一等奖，1993年又荣获全国首届国家图书奖。另外还在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重来之《常璩与<</span>华阳国志>》。进入21世纪，对《华阳国志》整理和研究的专著有200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汪启铭、赵静合著的《华阳国志译注》以及2008年巴蜀书社出版的由刘重来、徐适端主编的《<</span>华阳国志>研究》，并出现了大量与《华阳国志》有关的学术论文。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硕士生论文以《华阳国志》为题材，不乏见解独到、颇见功力之作 。

《华阳国志珍本汇刊》第一次将《华阳国志》历代重要版本以及辑佚、校勘成果加以汇编，并以影印的方式出版，这既便于保存各种珍贵的版本，又有利于今人和后人能够参校各个版本作进一步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书末附有《百年<</span>华阳国志>研究论著目录》，将百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华阳国志》论著成果目录按照一定的体例加以编排，为研究者提供方便。该丛书由李勇先、高志刚主编，李勇先撰写《前言》，高志刚作《序》，2014年12月成都时代出版隆重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