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之后的第一大儒？

孔子之后，谁为深得孔子之道的大儒？是西汉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非也！是孟子还是荀子？非也！在宋以前，似乎还没有孔孟之道的说法。《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认为，是西汉末年的蜀人扬雄。司马光推尊扬雄说：“扬子直大儒邪！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扬子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说它》） 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第一人，孟子、荀子都无法比拟。其它如王充说扬雄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大纯而小疵”的 “圣人之徒”。

扬雄（公元前53—18）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又是西汉末年的一代大儒，身兼文学家、思想家两种身份。其实扬雄的人生是奇特的，其思想也是矛盾的，但却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扬雄先道后儒、以赋出名后来又批赋、崇拜屈原又批其不切实际、历经两朝四帝而官不过大夫，只得专心著述。

           二，师从严遵，后遵儒术

汉宣帝甘露元年，即公元前53年，扬雄出生在四川郫县一个穷苦家庭。

自曰“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 又作《逐贫赋》云：“扬子适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此时他穷困潦倒，与乞儿为伍， “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顶风冒雨，亲操耒耜，参加生产劳动：“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耕或籽，沾体露肌。”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但是，扬雄胸有大志，以圣人之业自任，不以产业为意，“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对“既贫且篓” 的家道，处之“晏如也”。他一心研读“圣人之书”，非此无所嗜好。

扬雄幼年师从蜀中著名道家学者庄遵，即严君平，尊之为‘庄子’，其思想颇受道家影响。但严君平隐居成都及附近山野，未曾出川，其学术影响在全国有限。扬雄出名后，在长安鼎力宣传严遵及其思想，使严君平成为道家的代表人物，被尊为庄子。因此有人说，庄子实际上是庄周、严君平、扬雄三人的结合体。扬雄出川前写的《反离骚》，即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祭奠屈原又批评屈原不该悲愤投江而亡（见后）。

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上统治地位。因此扬雄后来推崇儒术，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以致后来被司马光称为孔子之后第一人，可以说这是扬雄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结果。

           三，汉赋大师，却批评其为雕虫小技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故《汉书·扬雄传》说其“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的模仿秀，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

但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扬雄在散文方面也可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

   扬雄对赋的态度转变与他在官场不得志有关。他本以为连颂代讽的赋可以让皇帝醒悟，改变那种不顾民生，荒淫无耻的生活。帝王们却只欣赏他美丽的辞藻和颂扬语，竟看不出（或根本不屑一顾）其中的讽谏之意，让扬雄十分失望。所以扬雄晚年对赋的批评实属无奈。

               四，崇拜屈原，又作《反离骚》

屈原一直是历代文人尊崇的偶像之一。青少年时期的扬雄，对屈原不遇明君，自沉于江的遭遇深表同情，惺惺惜惺惺，悯其人，“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不过扬雄并不以屈原采取自戕的形式为然，“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但扬雄认为，君子应该通达事物，生逢其时，则施展才能；生不逢时，则如龙蛇蛰伏，深藏不露。人的遇与不遇，是命运所决定的，屈原又何必一定要悲愤至极，沉江自尽呢！他将爱国情怀与老庄放达结合起来，这是扬雄的进步之处。于是扬雄模仿《离骚》作《反离骚》以祭屈原。他独自一人来到都江堰，双手举起《反离骚》，向东南方向膜拜，然后将之投于江中，以祭屈原。此外，他还依傍《离骚》，引申其意，作《广骚》；依傍屈原《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作《畔牢愁》。一则以展示他的惠思匠心，同时也借以表现自己的爱国热忱。

然而在王莽称帝时期，扬雄已不关时事，却被有关部门错误地认为他卷入奸党，派人来捉拿他。扬雄不愿遭受侮辱，竟跳楼自尽，又步了屈原后尘，且不违背了他当初作《反离骚》的初衷！然而此次自杀没有让他丧命，但从此更加心灰意冷，终日以书为伴，粗茶淡饭，直至71岁病逝。 

          五，做官不如做学问

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与司马相如一样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40岁后方离川，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其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一直到王莽的新朝，扬雄经两朝四帝，都未升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遂。由于王莽对扬雄的看重，后才召为大夫。《三字经》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扬雄著作颇丰，其《法言》乃模拟《论语》之作，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扬雄的赋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

扬雄的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扬雄除从师严君平外，还曾从师临邛林闾翁孺者。前者是著名道家学者，后者则深好训诂。训诂合用始见于汉朝的典籍。用浅显的话来说。训诂就是解释的意思，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

周秦时期，朝廷所派使者收集的各地方言资料。当时藏于朝廷档案馆，周秦既亡，此资料散落民间。中土 “遗弃无见之者”，但在边远的巴蜀还略存梗概，严君平有数千言，林间翁孺则其书略备。“扬雄闻而师之”。翁孺死而无後，其妻弃家改嫁，扬雄遂尽得林氏方言之书。後来扬雄作《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就是以林书为依据的。扬雄《方言》书稿，最初得力于蜀人严君平和林闾翁孺。扬雄至京师后，又坚持数十年亲自访求各地方言俗语，随时加以整理。如此持续了27年，增增补补，一直没有定稿，也没有向外界公布。至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刘歆编《七略》，向他牵取《方言》稿本，扬雄才在《答书》中才将搜集撰著此书的甘甘苦苦，曲曲折折，原原本本地披露出来。《方言》是一部记录当时全国范围内各地语言资料的工具书，是当时活生生的语言资料。对促进语言语音的统一，消除当时社会交往中的语言障碍，为巩固祖国统一奠定语言基础，都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蜀人的扬雄，还著《蜀王本记》，是关于古代蜀国的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