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是与过去生活的决裂，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隐，是对旧我的否定，对新我的认定。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是对自己生命的完成。生命是一个不断完成的过程。汪精卫早年是反清志士，最后完成的是头号汉奸。中国历史上的大隐士一开始都不是隐士，如晋之陶渊明，如唐之寒山，只是到后来，才在生命的自我完成过程中成为隐士。这个完成，不是被动的他力完成，而是主动的自我完成。

隐士不是一开始就隐的。由始至终都住在乡间或山里，那叫乡民或山民，不叫隐士。隐士，首先得是“士”，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换句话说，是文化人或知识分子；隐，说明早先有一个“显”的生命阶段，在“显”之后才渐渐淡去，隐于山林或其他。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对此有明确的认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里表达的是最为真实的生命体验，而非纸上的文化想象。

陶渊明从29岁到41岁这十三年间，曾五次出仕，五次辞官，在出与入之间徘徊了十三年，矛盾了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即正式发表声明，归隐自家的田园。

由此说明，决裂也是难的。决裂，是连血带肉的刀割剑断，割断的，是痛苦，是羞辱，也是利益。至少是活口的饭碗。苏轼在《和穆父新凉》中曾言：“家居妻儿号，出仕猿鹤怨。”呆在家里，生活还是困难啊，自己也就罢了，“妻儿号”，你能受得了吗？

陶渊明为何出仕？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得很清楚：“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在这种情况下，“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出仕得到什么好处？至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为何又要辞官归隐？乃官场的规矩与自己的本性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于是深深反思并后悔，“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醒悟后，“自免去职”，归去来兮。

能否成就隐士，就看能否与过去决裂。关键是，与利益决裂。

再难，隐士还是要与过去决裂。这就是隐士之为隐士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