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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兄弟中，顶淡泊的要算老四了，但思考得顶多的也是他了，早在1933年，他一面在邮政局任职，一面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和弟弟一起开办了学校。到抗战胜利，开一间医院，疗治贫病的大众又成了他新的愿望。于是，钱家的子弟倒有一半读了医学院。时局动荡，这个愿望终于还是成了泡影。                          

解放之初，老五自然失去了工作，老大老二也没有了收入，好在有点积蓄，日子还是一样继续着。老四隐隐觉得这样的平静是不会长久的，家庭会议后，老五带了一部分财产独自去了香港。又添了一个女儿的太太则带着孩子留在上海，此时，他们已经有了七个孩子了。                                                  

对于50年代初的香港，我的认识仅仅来自王家卫的电影：破旧的楼房，落寞而又忙碌的人群，昏暗的背景，背叛，胆怯与不信任，对未来的迷茫与毫无把握。读法律的老五，从未从商的经验，未能在新的地方开辟一个新天地原来也是意料之中的。他还是回来了，回到思念的妻儿身边，那种感应，非常温柔，是无端的悸动，缓缓牵扯。

办完老母的丧事，老五回到上海，此时他的一家已经搬到高安路的一套公寓里了。辞去了学校里的工作，在宁波路开一间小小的工厂，生产计量仪器。当时的情形下，像他那样背景的人，做一点实业或许是仅有的选择。这份工作是清闲的，倒让他可以有许多的时间可以和妻子孩子在一起。孩子们还记得那次全家出游，包了一艏船游太湖的情景。日子是比先前清贫好多，但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家里只有一个做粗活的佣人了，许多事情都是太太自己打理了，不大的公寓在她的布置下倒也雅致得很。窗前的咖啡桌上总有应时的鲜花，春天的玫瑰，夏天的菖兰，秋天的菊花，冬天的水仙…直到晚年，她都是排斥人造花的，那不是生命，没有生命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