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像 

   说起严嵩（1480－1567），许多人都会咬牙切齿，恨不得啮其肉、挫其骨，盖因他长期以来被描绘成残害忠良、臭名昭著的奸相。其实，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打击政敌夏言、仇鸾、沈鍊、杨继盛，这都是当时你死我活、政治斗争的结果，孰对孰错很难定论，现代历史对严嵩的评价渐趋客观，已很少再用“奸臣”，而是称其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究竟严嵩如何以残酷无情手段打压政敌，暂且不论，本文主要论及其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中学时曾读一古文《芋老人传》，说是慈溪有位芋头老人，看见一个书生在他家屋檐下避雨，饥寒交迫。老人请他进屋坐，让老太太煮芋头给他吃，书生觉得从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东西，感激地说：“日后不会忘记老人家的芋头的。”十多年后书生当了丞相，让人寻访那对老夫妇，用车接他们来家报答芋头之恩。后来老太太又煮了芋头给他吃，丞相怎么也觉得没有原来的芋头好吃。芋头老人说：“芋头还是芋头，而原来好吃的原因，不是烹饪方法有差别，是时间、地位改变了人啊。”这位后来成为宰相的书生不忘“芋头之恩”的类似经历，也曾发生在严嵩身上。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出生于江西新余分宜县一个寒士家庭，年轻时上京（指南京）赶考途经浙江常山，贫病交加，无钱投宿客店，又遇雨雪天气，又冷又饿，只得在常山县城里的塔山上文峰塔室中藏身。家住塔山脚下的詹家太婆这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条奄奄一息的乌龙盘在塔中，醒来后觉得很惊奇，便叫管家到塔山上去看个究竟。管家去看了以后回来报告，塔室中有一穷困潦倒的书生病卧在那里。詹家太婆暗思梦中乌龙合验在此书生身上，乌龙日后必有腾飞之日。于是就让管家把这穷书生接到家里，并煮了一碗热腾腾的索面（当地一种手工拉制的面条）给他吃，已经饿得头昏眼花的严嵩吃了后，感到自己从没有吃过这么美的美味，一下子连病也好了许多。詹家太公太婆问明情况后，将严嵩收留下来，让他边读书边养病。严嵩留在詹家发愤读书，终于在明弘治十八年考中二甲进士，并在京中做了官。

 严嵩视常山为第二故乡，尊詹家太公太婆为恩人，每返江西分宜老家，必亲至詹家拜访。他还出资在塔山下修建行宫，作为路过常山的住所，并亲题“武当行宫”四字，这块匾额至今尚存（武当行宫后来成为常山第一中学的校址）。而詹家则每次都以索面做点心招待他。因索面确实好吃，严嵩回京时也带上一些。一日，嘉靖皇帝亲临相府，严嵩用索面招待皇上，其细腻爽滑的口味、清新怡人的面香，让嘉靖品尝后赞不绝口，当即下旨将常山索面列为贡品，赐名“银丝贡面”。以后常山县地方官每年都要进贡索面数百担，包装盒上都盖有专门的“银丝贡面”印章。从此，常山索面遂由“养在深闺人不识”，一朝闻名天下知。据说为报詹家之恩，严嵩有一次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将试题藏于笔管中，派人送到詹家，赐予参加考试的詹姓子弟，但由于詹家子弟未能参悟天机，没有看到试题，最终未能上榜。詹家后来发现了这个秘密，懊悔不已，但认为这是天意如此，也就怪自己命不好了。严嵩出于“一面之恩”而始终感恩詹氏一家，说明他算得上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古人一般男子三妻四妾甚是平常，身居高位者更不用说。但严嵩一生从不纳妾，一辈子只有欧阳氏一个老婆，一子二女也全由她所生。这一点，连他的政敌和后来将他树为奸臣的史家都不得不承认。《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比权势愈盛，谓嵩曰：‘不记钤山堂十二年清寂乎？一介书生得此已过，过而不挹必倾。’嵩甚愧之，世蕃亦畏惮。”由此可见，嵩妻欧阳夫人非常贤惠，管教儿子严世蕃尤其严格，严嵩对老婆也十分敬重，家里连侍妾丫鬟都没有配备。等严嵩权势更大时，她仍叮嘱严嵩不要忘记钤山堂的清贫生活，要知足常乐。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条中亦有相似记载，“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常言道：“妻贤夫祸少”，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将“廉内助”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途径。严嵩家有贤妻如此，还能坏到史书上说得那种地步？这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匪夷所思。而且欧阳氏也活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闰五月方死，此时，其子严世蕃因守孝不得入阁，严嵩也已八十二高龄，人也开始年老糊涂，这时才开始变坏变奸应该可能性不大。

 严嵩在故乡分宜的口碑，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意思是严嵩身背的恶名，引起的议论是古今罕见的。江右人尤其是袁州（分宜属袁州）人对此有更多不同想法，这是作者（朱国桢）到袁州亲自调查来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故乡人说严嵩好他就是好，“头号走私犯”赖昌星对晋江市青阳镇烧厝村做了很多好事，但这并不能说明赖昌星就不是犯罪分子了。但严嵩的评价在明代当朝就有如此多的议论，足以证明给严嵩戴上“奸臣”的黑帽，并非民心所向，而是“帝王家谱”（即史官所写之书） 所诬也。严嵩临死前曾以委屈之言写下了“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的诗句，至死，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个浩然正气的忠臣，至于后人如何评说，就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