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自避新桃李

                                        肖复兴

杂文难写，更难工。

我读杂文，主要看这样三点：一构思，二语言，三“干货”。构思，关系着杂文的新意，而避开陈陈相因；语言，看作者的基本功力，因为一切文体创作的手段和材料，都必须依靠语言；所谓“干货”，指文章内涵盖的内容，而不是观点和现象的雨过地皮湿，显示作者的学养。也就是说，第一点代表着思，第二点代表着力，第三点代表着识。第一点关乎角度，第二点关乎力度，第三点关乎厚度。

当然，杂文本身的价值和魅力，在于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所具有的锋芒。但我以为，这样的精神和意识，应该如鱼得水，血肉相融一般，丰满而生动地体现在文章当中，而不只是货卖一张皮，只剩下观点，或者仅仅靠批判而闪光。在这样理想境界的杂文创作中，鲁迅先生确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确实离鲁迅先生还有距离。

这样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于杂文文体意识缺乏自觉。杂文既然属于文学创作的一种样式，就必须遵循文学创作规律所属的路线和原则，让杂文成为文学，而不是社论、时评，或网络上一般泛泛的“拍砖”。杂文的创作，应该和小说散文等其它门类的文学创作一样，经历从思想到感情，从构思到语言，从路径到结构，从经验到体验的锤炼过程，从而完成杂文这一特殊文体的形式的创造，让杂文这一别致文体，能够成为克莱夫.贝尔早就提出过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因此，尽管当前杂文创作表面乱花迷眼，报刊和选刊杂花生树，却一直觉得离杂文创作的理想境界依旧很远，总有一种不满足之感。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一套《致我们的时代》杂文随笔丛书，包括魏剑美的《非常魏道》，周湘华的《四十说惑》、刘诚龙的《非常弱音》三本，读后让我的眼前一亮，多少可以一解眼下我读杂文之渴，让我欣慰和感佩。毕竟还有年轻者不满足于现状，在做着努力，期冀杂文这一传统文体老树新花，更上层楼。

三位作者，都是湖南人，号称“湘辣三人帮”。“无湘不成军”，湘人组团的杂文阵营，联袂起舞，自有其独特的风采与力量。

三人帮中魏剑美最年轻，却最早涉足杂文江湖。早在1997年就于《杂文报》开辟“智者乐水”专栏，当时只是一个26岁的研究生。后又有《下跪的舌头》出版，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眼前这本《非常魏道》，刻意只选不同于“正常杂文”的另类文字，显其不满足同质化的刁钻异趣。

周湘华文学起步颇早，读中学时就是全国校园文坛的佼佼者，29岁成为天津第一张都市报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她的文字率真、犀利，敏感并加以切肤的痛感，契合着时代的病与痛。她的这本《四十说惑》，着眼于当下喧哗热闹的大众文化，冷眼观潮，热心点化。常能从司空见惯的庸常琐事之中入题，显得举重若轻，却条分缕析，鞭辟入里。

刘诚龙是杂文界一员骁将。他善于拾掇历史的边角残料点染成趣，又善于书写官场现形记中种种的光怪陆离。曾经出版的《暗权力》、《暗权术》、《暗风流》系列，颇为读者会心会意。身在官场的他，此次推出的《非常弱音》，依然更多着眼官场，波及社会万象，描摹世态人心。这是他的强项，写来笔转由心，驾轻就熟，嬉笑怒骂，自成一局。

以我读杂文的三点要求来看三位，剑走偏锋的魏剑美，我更看重他构思角度的与众不同。《对屁股同志的评价问题》，由屁股入题，卷轴画一般，娓娓展来，入情入境，皆因角度而不同凡响。先罗列民间俗语，再旁涉世态万象，然后，才曲径通幽，由民俗学到社会学，直陈屁股与官场的位置的关系，言道：“归根结底屁股才是真正的老大，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接着，进一步一口井深挖：“在谋求位子的艰难创业时期，无一例外地总见到‘蹶着屁股’卖劲，或者‘屁颠屁颠’效劳，上司训斥起来，‘屁都不敢放一个’。屁股忍辱负重，有时候还不得不付出被打、被踢的代价，中国古代的‘打屁股’制度更是让不少劳苦功高的屁股代脑袋、嘴巴、手脚甚至隐私部位受过。吃喝玩乐享受的时候从来没有屁股什么事，倒是挨打的时候让它来充当急先锋。” 写得真是妙趣横生。最后，还嫌不过瘾，拉上一个刚刚进入仕途的年轻人，让他替作者感叹：“怪不得将最低级别的官位称为股长啊，大概是屁股刚刚找到一个位置的意思吧？”

单刀直入的周湘华，语言最有特点。在《天才的工具与武器》中，她特意引乔布斯语：“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便可以看出她对语言的重视和偏好。乔布斯的这句话便是很出色的语言，出色在于平易中所蕴含的智慧。这正是她自己所追求的。还是在这篇文章中，她写道：“在所有关于天才的话题中，我最想‘现挂’的两个是：20世纪的三大科学理论发现，混沌论、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为什么没有中国人的贡献？”“现挂”一词，将相声的俗语与科学理论衔接， 漫不经心中透着聪明。在《保姆葵花》中，她写保姆“在她的努力下，到处都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干净明媚。屋里屋外，包括我的心她的心，仿佛一下子全亮堂起来了。”在《永远不和你说再见》中，她写母亲“火车开出很远了，泪眼蒙眬中我依然能搜寻到她那只高高扬起的手。”无论屋里屋外亮堂的简单景物，还是泪眼中望到母亲的手，她依然追求的是这样朴素平易的语言，不仅见聪明，更见情感。

招式多变的刘诚龙，是三位中狡猾的一位。他善于春秋笔墨，举古说今。试看《痴畜生补》一文，是为古人冯梦龙曾写过的《痴畜生》做补书。冯写“吏呼一何怒”的鹅、喷墨以自蔽的乌贼，和好色的半翅鸟三种。他写家乡常见的舍命王、蚂蝗、猪、田鸡和泥鳅五种，却皆有比附，和现实关联，和官场关联，为各色贪官画像。舍命王比欲壑难填的贪官；蚂蝗比犯错或犯罪异地为官的吏员；猪比最肥的油水部门肥差，田鸡比贪在安乐窝不愿意调走的庸官；泥鳅比政府换届时情不自禁跳将而出的贪官。刘诚龙顺手牵羊，借冯梦龙钟馗打鬼，由此生发嫁接，古今互动，凸显现实与历史意义的相关性，颇见功力。

三位作者信任于我，嘱我作序，谨将读后感写之于上。想起放翁诗句“梅花自避新桃李，不为高楼一笛风”，这一套《致我们的时代》丛书，自觉不为世风所惑，努力独辟蹊径，尽管并非尽善尽美，还是值得一读并品味。

                                                          2013年8月8日于布鲁明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