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毫自有江山助

——刘翼平先生及其作品印象

文/魏剑美

刘翼平先生是我的中学老师，我们是因为文字而结缘的师生。

记得他第一次来找我，是在长满青青草的原永州四中（后更名为永州二中、永州九中，现址为零陵区蘋洲中学），我的班主任介绍说这是负责文学社的刘老师。个子不高的刘老师就笑笑地看着我，脸上那种春天般的暖意至今让我感动。原来当时身为学校团委副书记和“青青草”文学社指导老师的他，在《年轻人》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一篇文章，便主动提出来见见我。我还得知，这次见面之前他已经来找了我一次，没碰着。

在我的人生履历中，还是第一次有老师如此屈尊“三顾茅庐”。坦率地说，在中小学的求学过程中，我内心里始终都有一种“坏孩子”式的焦虑，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被老师给开除。我辗转来到四中就读，也经历了颇多的波折，幸亏得到顾君桥老师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永生不忘），要不然我很可能已经失学。我万没想到，在先前那个学校班主任视为“沽名钓誉”的文学创作，在这片土地上居然还可以得到如此礼遇。除了“受宠若惊”，我想不起还有别的什么词汇可以用来形容当时我对刘老师的心情。

从此，我就在刘翼平老师的门下继续我的文学梦。和一般的文学社指导老师不同，翼平老师带文学社是当作一项事业来做，他的认真和热情不能不让人感佩。我至今记得他给我们讲解一首名为《圣诞树》的诗歌，从初一的小男孩小女孩到高三的我都听到津津有味。他不仅在课堂上讲，在私下里也经常和我们交流写作心得，谈论文坛趣事。热心的他为了激励大家，还将我当时发表的七篇文章抄写、配图张贴在校门口，使我一下子成为了校园名人。多年后翼平老师还开玩笑说那是魏剑美人生的第一个专版。

按正常的逻辑，翼平老师肯定会成为一个有口皆碑的好老师（事实上他已经是这样一个好老师了，很多他的学生都对他很有感情，至今还邀请他参加历届的同学聚会），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繁荣校园文学、校园文化上，都会取得丰硕的成就。但人生的轨迹有时并不按一般的逻辑演进，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青青绿草的校园里少了一个“刘老师”，而忙忙碌碌的机关大院里多出一个“刘秘书”。

官场似乎就是一条生产公文的流水线，和文学总是隔着一些东西的，尽管近年来的“官场文人”并不见少。选择的不同，导致我翼平老师之间的距离不知不觉间被拉大。偶尔的碰见，虽然也有寒暄和师生之间的亲热，但那种心灵之间的默契却是显而易见地淡去。诚实地讲，对于宣称爱好文学的商人和官员，我总是虚与委蛇的时候居多。因为他们期待的也不过就是廉价的逢迎，虽然他们或许顶着硕士博士、客座教授、著名诗人、一级作家的头衔，但只要做稍一深入的交流，便会使彼此感觉尴尬。

幸好翼平老师和其他“官场文人”不同，他是由“文人”而入官场，而非“仕而优则学”的那种人物。内心深处潜伏的最本真的热爱和激情，其实一直都没有离他远去。也正因此，一旦摆脱那种亦步亦趋的工作状态和无形约束，他就立即可以恢复“我本书生”的狂野性情。不少和他打过交道的作家、艺术家、导演、编辑都对他很有好感，对我说：“你那个老师说话幽默风趣，不像有的人满口的官场套话！”

2005年5月的一天，翼平老师来长沙时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作《石棚夜话》，仔细拜读之后，我感到最为欣喜的是，曾经熟悉的那个文学语境下的“刘老师”又回来了。这本书记载的是他身为乡镇党委书记期间的感悟与思考，但却没有官场八股的陈词滥调，而带着浓郁的草根情怀。譬如一篇题为《吾心深处把泪流》的文章，写的就是他眼见农民艰难处境时的愧疚与不安。当身为当地一把手的他和同事去一个残疾老人家里“送温暖”的时候，老人哭了起来，作者写道：“我们走时，他起不来，他的一脸泪水流进了我们的心里。”在文章中，作者丝毫没有施恩救世的洋洋得意与自我表功，而是真诚地“产生一种负疚感”。

就我个人而言，怀有自我反省精神、“无情地解剖我自己”的作家总是更让我敬重。像唐朝这样一个盛产伟大诗人的时代，从人格和文品上讲，我最景仰的诗人既不是李白也不是杜甫，而是高适。他在《封丘作》中慨叹道“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比起杜甫“妇啼一何苦，吏呼一何怒”以及白居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诗句中单纯的悲悯情怀来，高适更多出一种自我反省的意味。内心的探询与责问，总是更为沉重，也更见人性的力量。虽然翼平老师不是“鞭挞黎庶”而是“访寒问苦”，但和高适同样真诚的是，他没有放弃对自我责任的追问。单就这一点而言，跻身机关的翼平老师还是葆有着一个真正写作人的赤子之心。

最近几年以来，翼平老师的文学创作似乎进入了一个高发期，接连在《湖南日报》等报刊发表长篇散文。他的文章无论写人记事，无不紧扣零陵这一方热土，无不从最淳厚的农民之子的情怀出发。不炫耀文字的技巧，而用着质朴的本真娓娓道来。我很吃惊于他多而不乱的涉猎范畴与述说对象，有柳宗元研究，有风土人情的考证；有父老乡亲的牵挂，有父母妻女的温情；有诗歌，有散文，有文论，还有报告文学。他身兼永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和零陵诗社社长，还应邀给湖南科技学院学生开了两门秘书学的课程，与此同时，他还是零陵区政府的“总管”，少不了应酬往来。一次约好去他住的宾馆看他，谁知道他醉后归来，昏昏沉睡，一直到我走时都没有醒来。作为学生，当然是心疼老师的。我宁愿他永远不喝那些应酬的酒，永远不写那些应酬的文字。但生活往往就是这样的身不由己，让人啼笑皆非。有一句话说“文章憎命达”，翼平老师算不上“命达”，以他的资历和禀赋本可以有更好的仕途可能，或许恰恰是让文章给耽误了——或者说让文人的真性情给耽误了。设若他一直是一个自由写作者，肯定可以更多地获得文字世界的愉悦，更多地体验随意飞翔的感觉。

然而，如何事物都是辨证的，政务和俗务既耽误他也成就他，他因文学的特长而入官场，又因官场的独特观察和生活厚度而对文学有更深的理解。中国文人习惯于以文字发泄厌世的情绪，几乎先天都带隐者之风，寄身于永州的柳宗元就于写山写水之际要么抒发郁郁不得志的愤懑，要么倾诉淡泊明志的散淡和消沉。刘翼平老师则是以文学的方式、文化的方式切入生活与民情，“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诗句），因为对故土的热爱，对那些粗手大脚的父老的热爱，他总是饱含激情地以文字来表现和讴歌这个时代、这方热土。也因此，他写文字不是追求出世的赏玩和自我放逐，而恰恰是他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内容——无论是写作《石棚夜话》，还是编辑《零陵文化丛书》，他都是一种建设性的积极姿态，目的都在于达成一个和谐的人文环境。

《脚手架》这部书稿对翼平老师的来说，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超越。它完成了由“文人叙事”到“民间叙事”的转变，是一部土生土长的根源传统农村、着眼当代农民、刻画进城农民的作品。作为湖南省作家协会资助的七部重点作品之一，《脚手架》全景式地记录了零陵山区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创业之梦。从最初的家庭作坊，到规模化的生产经营，进而挺进城市，在异乡的星空下编织自己的财富之梦，演奏激越的成功乐章。这一群带着泥土气息、操着地方方言的所谓“民工”、“农民企业家”，其实正是现代都市的脚手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脚手架。翼平老师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独特群体的意义，走近他们，了解他们，发掘他们内心的光亮，出色地完成了为一个地域、一个人群、一个社会侧面立传的任务，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群打拼农民的心灵史吧。

而对于翼平老师来说，写着，爱着，就是最大的快乐。在他身边，有的是多姿多彩的生活，在他脚下，有的是厚重坚实的潇湘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