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时代再谈论“纯洁”显然是可笑的，或者说是奢侈的。坦白地说，换在先前我也会对论者加以嘲笑：这人要么幼稚，要么演戏。我尤其厌恶后者。

    高举贞节牌坊的人总是格外让我反感，理由很简单，如果你是贞洁的，那也只是你的个人生活，加以张扬便成了老子所说的“下德不失德”----时时处处都炫耀道德优势的人其实是最无德可言的。如果根本就是一个婊子式的牌坊，则就更没有了廉耻。也许我可以理解西门庆和潘金莲，但如果他们高高举着贞节牌坊，报名去参加“道德模范”竞选，甚至还拉了很多投票和短信支持，发表义正词严的“贞洁宣言”，那就只有让人恶心了。——讽刺的是，如今这样的模范还真不算个别。

    但随着阅历和阅读的增加，我越来越产生困惑：为什么很多伟大人物都格外强调“纯洁的生活”呢？譬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吧，在我们很多人看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过是他的一种斗争手段，但在他的著作中他恰恰是极为厌恶手段的，而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生活方式，是一种纯净的内心信仰。他说：“只要非暴力尚未被承认是一种生活的力量、一个神圣的信条而非一种策略，民主政府就还是一个遥远的梦。”就个人而言，“你的坦然受苦将点亮自由的火炬，这一火炬不可能被扑灭。”“在奴隶决定他不再做奴隶的一刻，他的镣铐就脱落了。”

    在很多伟大人物身上，我都可以看到他们内心那种宗教式的纯净的信仰，甘地称：“我只有把自己与整个人类联系起来才能过一种宗教的生活。”他与“整个人类”联系的方式是政治，而别人可能是文学、艺术、音乐、哲学、技术进步等等，但这一切都不能基于“自私的目的”。虽然，即使是圣雄也深感“克服微妙的情欲比用武力征服世界要难得多”，以至于“必须把我自己降为零”。

    我们很多人内心里其实都有着对纯洁的向往，也有过坚持的努力，只是我们很快发现了这种信仰的意义缺失----并非对其过程而是对其对象。大而空的主义也好，小而具体的某个人的爱情也罢，在意义的追寻下，往往让人失望至于绝望。不得不承认，“头顶的星空”虽然是一样的，但“内心的法则”却是因人而异。而只有后者才是内化为我们个人品质并自愿服膺的价值目标。

    孙中山等人起事时，曾经相互约定，革命非为做官发财，所以革命成功之日就是各人退隐之时。张季鸾提出“文人论政”虽涉政治但不是为了谋求仕途，虽有利益要求但不是为了发财，乃是为了“尽言责”。而谭嗣同更是为了救国信念而以血来警醒世人。他们力量的来源都基于信念的纯洁。

    爱情事业都是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浪荡生活固然可能是天性使然，也可能是信仰的缺失。寻求意义，是为人一辈子的事情。可能找到，也可能终生不能。处于寻求过程中，事实上是最懵懂无知和茫然无措的。所以，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希望做什么的人是有福的。

    我希望自己拥有纯洁的力量，拥有某种宗教式的信仰，尽心呵护和守卫内心的那些东西，并且甘之如饴。

                                                  2008年10月17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