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尴尬

文/魏剑美

在今天这样一个流行给随便什么人都戴“老师”帽子的年代，已经很难确认这“老师”的意义了。随着“老师”们在电视节目和各种活动中的频频亮相并进行种种恶俗表演，“老师”这个称呼终于无可挽回地和“小姐”、“农民”、“同志”等一并被归于“被毁掉的词语”之中了。所以现在每当有人贸然叫我“魏老师”，我总要打量他好久，直到确信对方的那声“老师”是因为我的职业原因方才安心，否则我或许要气愤地回他一句：“你小子才是老师呢！”

记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老师”这个称呼在社会上差不多已经成为无钱无势无用之人的代名词，据说戴个校徽坐公交还有免去小偷光顾的作用。因为找不上女朋友而情伤意冷甚至犯“桃花癫”的老师更不乏其人。只因此，我的一个中学老师每碰上学生在大街上喊他“朱老师”时总是充耳不闻的，直到一个伶俐的人想起这人还是学校的团委书记，于是改叫他“朱书记”，他果然老远就大声答应着，脸上焕发出熠熠的光辉。

正因为有中小学时期的深刻记忆，所以初进大学那会，我很惊异于大学校园里在称呼上的“平等精神”。无论教授也好，主任也罢，甚至校长书记，都以“老师”二字称之。喊的人理所当然，被喊的人也笑容可掬，记忆中还没有一个“朱书记”式的人物。那些什么“书记”、“处长”的头衔多半只有校外人才喊，要是学生也这么叫，多半意味着并不认可那人“为人师”的资格，不过是一个校园官僚罢了。我清楚地记得，有次吃饭时我下意识叫一个校级领导为“戴书记”，刚刚还笑嘻嘻的他立马正色问我“你刚才叫我什么？”，我赶忙改口叫“戴老师”，他这才恢复了一贯的和蔼与平易。正是感怀于这样一种校园氛围，在我研究生毕业面临诸多工作机遇的时候，向往平等自由生活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学校园。然而正所谓“沧海变桑田”，短短几年功夫，无论哪个大学到处都是“朱书记”的脸孔了。先前那个“众生平等”的“老师”被迅速分化为“张博士”、“李处长”、“王院长”、“赵教授”，为了进一步细分的需要，还有了“钱博导”、“孙校助”、“郑委员”之类的奇怪名号。一个有着类似尊贵头衔的人如果仍然被不加区分地叫做“某老师”，那脸色多半是很难看的。哪怕他一分钟前还是一个和你一样的普通老师，现在刚刚被宣布为第五副院长了，那你也要恭恭敬敬地立马改叫“郭院长”才不至于结下仇怨。

也正因此，像我这种既非教授博士也非处长主任的人浪迹于大学校园里，称谓上的不尴不尬也就可想而知了。最怕的是形形色色的一桌人坐拢来，主人介绍公司里的这个是老板，机关里的那个是处长，报社的是主编，医院的是主任，只有我让他犯难了，总不能直通通地介绍说“这是某大学的魏老师”吧。幸好朋友临时赏了我一个“魏教授”的职称。偏偏又有那不识趣的，纠缠于“教授的工资”之类的问题，让我在惶恐不安中熬过一顿饭去，颇有些行骗江湖做贼心虚的担惊受怕。碰上有些档次高的朋友，为了不至于降低聚餐的规格，干脆介绍我是“某大学的魏院长”，这下更不得了，这人的孩子那人的弟弟高考录取的事情就算交给我了，害得我吃一次饭换一次手机卡号。

有了这样的教训，再碰上饭局，不等主人介绍，我先就不打自招：“我姓魏，某某大学老师。”主人看“教授”、“院长”的头衔用不上了，马上过来补充：“人家老魏可是大才子，著名作家啊，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于是我的“老师”身份再次被“才子”、“著名作家”和“中央电视台”湮没，喝酒时人人都叫我“魏作家”了。觥筹交错之际，我不禁悲哀地想：这个时代真是怎么啦？正儿八经老师身份的被人叫“老师”像是一种羞辱，不是老师的三教九流之辈倒被人追着喊着招摇过市地做起“老师”来了。

有时候想起早些年的大学，教书育人者个个都只有“老师”这么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称呼，再对比当下的种种情形，我不禁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一个平平常常的称呼，居然也蕴含着如此五味杂陈的社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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