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人的和谐发展”

文/魏剑美

也许因为我自己就算不上是一个蹈规守矩的好学生的缘故，对于那些于传统教育之下离经叛道的人们我总有一种本能的好感。而我同时留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杰出甚至伟大的人物也一度苦恼于教育的模式化和教条化，对正统的教育抱有某种惶恐甚至敌意，远的如爱因斯坦，近的如袁隆平。旷世天才爱因斯坦一度因为僵化的中学教育而丧失学习兴趣，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老师眼里只有一个特长，那就是“自由散漫”。正因如此，“童话大王”郑渊洁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小学学历，而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埃里森更是在大名鼎鼎的耶鲁大学发表了一篇以羞辱母校为快事的“史上最牛的演讲”，公开揶揄那些名牌大学的优等生们最大的发展可能只是给他们这些弃学生----比尔·盖茨、埃里森、艾伦、戴尔、Steve等等去打工。

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致于连人类中最杰出的英才都一度是正统教育背景下的“失败者”，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视学校为扼杀人类想象力和自由天性的可怕场所？

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于：人类习惯于以制度化、标准化的教育模式去规范原本丰富多彩的自由心灵。很多教育者都苦恼于这样一个疑问：既然我们不能以飞翔的标准去考察鱼、以蔷薇的香味去衡量紫罗兰，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以一成不变的指标去规定“万物之灵长”中那一个个鲜活可爱的个体呢？

中国有句俗话说“无规矩不以成方圆”，殊不知，规矩太多，我们这个世界就只剩下方和圆两种形态了。这，就是现代教育面临的悖论。日本和韩国至今依然允许体罚（他们称之为“惩戒教育”）的存在，而美国的学生却可以在教室里东倒西歪、咀嚼零食甚至随意插话，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秩序的背后，事实上就是“规矩”和“方圆”的辩证问题。当然，讨巧的中国人很善于用“度”这个哲学命题来解决一切理论问题，但问题在于，“度”的黄金分割点又在哪里？在实践中又何以保证它的恰到好处？

除却世界性的共同难题之外，中国的现实背景下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教育的市侩化。具体体现为：教育资源的势利化分割，教育不公的人为设定，教育人格的官僚化态势，教育事业的产业化开发……等等。

作为国家基本资源的国办教育资源本应属于全体纳税人，由全体国民均沾。但事实上我国不少优势教育资源的分配却是由学生父母的官阶和财富所决定，从幼儿园开始，受教育者就面临着选择上的优劣之分。马丁·路德·金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发表了那篇举世闻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不是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与性格来评判他们。”“黑人的孩子们与白人的孩子们会手牵手走在一起情同手足。”今天的我们仍不得不延续这样一个梦：“平民的孩子和官员、富商的孩子手牵手走在一起情同手足，社会将根据他们的就读方便平等地分配教育资源，根据他们的品德和性格来进行更趋人性美好的教育和高一级学校的选拔。”

我国的教育不公现象不仅仅体现为对优势人群（像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就比某些省份低一两百分）的不合理关照，也体现为对学习不利人群的淡漠。人的潜力和发展方向的多样性被考试分数简单划定，职业中学相比于普通中学、职业学院相比于普通高校，在国家的投入力度、政策关怀、舆论导向各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人为地设定了精英教育下的“次等生”和“失败者”。事实上，一个好的教育制度下是没有失败者的，只有不同方向、不同选择下的学习者。

学校的官僚化建制算得上是中国最落后的特色之一，尽管近年来在大喊取消学校的级别，但实际推行的过程却是极为缓慢的。更重要的还不仅仅在于行政化的等级级别，更在于庸俗的官僚化思维已经浸淫于不少教育管理者、教育工作者的头脑之中，自由、独立的教育人格成为日益陌生的理念，甚至像童话一样遥远。像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胡适、马寅初那样有自己教育理想、不屈从权势的教育家越来越难得一见，乃至于有人嘲讽说“中国的校园里只有官员，没有教育家”。即便是被我们寄予厚望的名牌大学的校长们，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他们亦步亦趋的官员姿态和腔调，而围绕在校长们身边的，更是一群以提升职务和职称为目标的大大小小的处长、科长们。曾经有老教授祝福北大，“希望北大办得和从前一样好”。但如果北大仍是一个官僚化的机构，它可能像从前一样在“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旗号下聚拢那么多文化精英吗？更严重的事实是，官僚化的价值判断已经深入到受教育者的思维之中，六七岁的孩子们从一入学开始，就有了班干部和等级高低、关系亲疏的概念，就懂得谁管谁、谁归谁管，甚至懂得了请客送礼、向老师告密这些成人化的庸俗套路。在小学生都开始在名片上印上“常务副班长”头衔的时代，再乐观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正是从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弊端的认识出发，我对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的兴起抱着极大的期望。坦率地说，此前我也一度对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有着偏见，直到我较多地接触到黄炎培、梁漱溟、陶行知等职业教育家们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绩，尤其是当代职业教育家、前国家教委职教司司长杨金土先生关于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一系列论述，使我深刻认识到，职业教育不仅仅是谋生的教育，它对教育公平的促成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教育不仅仅是高分生的事，不仅仅是有钱人的事，不仅仅是家庭和个人的事，它是供全体国民共享的学习资源，对国民教育权利的保证与促进理应是现代政府主要的甚至是首要的职责。理想的教育模式之下，每个学习者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有尊严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而在当下，随着民办教育（尤其是民办职业技术学校）的兴盛，在单一正统教育模式下的学习不利人群获得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与发展可能。从这个意义出发，没有行政级别，没有歧视性分数划定，也没有“政绩工程”指标的民办教育倒更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教育家。当然，前提是办学者需是真正致力于教育事业、有着教育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的有识之士，而不仅仅是一个“教育产业化”的投机者。

由黄世平先生等人主编的这套《大国崛起之魂》丛书，为新兴的民办教育机构鼓与呼，并较为系统地探寻其创建者、主持者的工作履痕和时代意义。入选人士涵括湖南省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等各领域的优秀代表，较有典型意义地反映着湖南民办教育的概况和展示着湖南民办教育家的风采。我想，这项工作的意义甚至可能超越编撰者最初的想象与预期----当然，这取决于入选的这批教育家教育理想的大小和教育诚意的多寡。

民办教育虽然也有其利益上的要求，但和其他产业终究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对象是人，而人最重要的是其和谐、全面发展。寄望民营教育家们拥有更为开阔的胸襟和为时代担当道义责任的自觉，避免公办教育的种种弊端。在此，笔者愿以爱因斯坦《论教育》一文中的名言与本丛书的编者及入选主人公一道共勉：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魏剑美

                                                  2007年10月1日于长沙